伍丹戈（1912—1984），江苏常州人。1956年调至复旦经济系任教，曾教授“中国经济史专题”中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三个专题。1978年担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曾发表中国经济史、财政理论等方面的学术论文70多篇。著有《明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发展》《论国家财政》《经济学大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工资》等10多部著作，是经济学家珀金斯著作《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的译者和校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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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丹戈先生的论著每本都是很扎实和有分量的内容，

具备着明晰的理论和有关历史进程的展望，

在中国形成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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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一批民主人士面临疯狂扑杀。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营救之下，他们顺利抵达北京，参与筹建政协工作……

政治活动之外，他的学术底蕴跨越经济学、财政学、史学、文字学。他一生出版专著七十多册、论文数百篇，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学界肯定……

转向经济史的背后

日本明清经济史家森正夫在其代表作《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的跋中写道：“1980年，我在上海很幸运地遇到了复旦大学已故经济学教授伍丹戈先生，那时候他刚开始进行江南官田的研究。”事实上，伍丹戈早年研究以当代财政学见长，直至调入复旦经济系任教后才开始转向经济史研究。

进入特殊时期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已是奢望。“但是对学者来说，你不让他研究，他肯定是受不了的。”伍丹戈之子伍继涛说，“当时我们家只有一套《东华录》，对于我父亲这样受过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来说，手头有的资料如果能够反复阅读，掌握住里边的精神，还是可以研究出一些成果的。”

《东华录》是编纂于清代的史料长编。伍丹戈在光华大学攻读政治学时曾有幸受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教导，毕业后又是财政学界、政界专家，因此对书中涉及的赋税制度颇感兴趣。他利用晚上和休息天时间，总共撰写上万字札记、几十万张资料卡片。从此，他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明清经济史。

7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组织了一批学者译介国外研究中国的著作，并面向内部发行。伍丹戈在那时接触到了德怀特·珀金斯教授的学说，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无法组织公开翻译出版活动。

数年后，伍丹戈召集当年从事翻译工作的同事，于1984年推出中文版《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虽然译者序由他牵头撰写，但是在译本封面上，伍丹戈的名字却被列为校对。伍继涛说，父亲看着翻译团队中很多老先生岁数很大了却还只是副教授职称，希望把学术成果“让贤”，所以主动提出署名校对。

在译者序中，伍丹戈自言：“我们不但欢迎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增进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而且愿意听到外国学者的见解，吸收他们研究的成果和学习他们研究工作的长处。”

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森正夫又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长期派遣研究员，在中国滞留十月，在复旦大学与伍丹戈、历史系樊树志展开六个月的共同研究，每周开一次会集中探讨关于江南官田及其相关课题。

据伍继涛回忆，森正夫与伍丹戈原约定待前者归国后分别发表成果。只不过，1984年夏天，尚未完成研究的伍丹戈便溘然离世。在悼文中，森正夫写道：“伍丹戈先生的论著每本都是很扎实和有分量的内容，具备着明晰的理论和有关历史进程的展望，在中国形成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新基础。”

不仅如此，伍丹戈也是国内最早将定量研究方法引介入经济史学科的学者之一。1985年，《复旦学报》第五、第六期，分上下篇刊发伍丹戈遗稿“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直至弥留之际，他仍在推进这一改革。

目前国内许多史学研究者都深受伍丹戈先生的影响。华南研究代表人物刘志伟教授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就曾言其有关明清赋役制度中的“均平”概念实际上来自伍丹戈先生的影响：“他谈的时候，我也是半懂不懂，只是努力去想，后来自己读史料，再做思考的时候，肯定有受到他的影响，一再思考他的问题。”

中山大学陈春生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杰出范例，也是来自伍丹戈先生的影响，“1983年底，我在上海见到了复旦大学伍丹戈教授，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指点我如何在物价研究中运用数理分析方法，以后半年里又多次来信指导并惠赠统计学著作，正是由于他的教诲，我才注意到历史学的计量研究问题。”

年过六旬再出发

北风呼啸下震动的小玻璃窗里侧沾满了煤气燃烧产生的白雾，角落里的负离子发生器吞吐着温热的空气，静谧的房间里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改革开放后，正常研究中断十多年的伍丹戈焚膏继晷地工作，落下了肺气肿的病根。只有三两个学生的研究生专业课便在溧阳路斑驳梧桐树影下的小洋房里开设。

“伍老师身材高大，面容严肃，气质非常好。”几十年后，施正康教授依然记得他鲜活的形象。在他的三位导师中，朱伯康和蔼慈祥，李民立年轻时便身体抱恙，伍丹戈最为硬朗。

伍丹戈负责“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授课，课程讲义基本沿袭他在五十年代撰写的《论国家财政》一书，内容涵盖上启亚当·斯密、下至二十世纪中期凡三百余年财政学学科建设与财政活动迁演的历史，并比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学理论，在当时可谓创举。

施正康至今也只记得斯密等寥寥几个名字，至于各家学说，“那个时候就没听懂，现在早就忘光了！”

课堂之外，在摇曳闪烁的灯光下，伍丹戈伏案在故纸堆中搜集史料、制作卡片，其手写遗稿《中国经济史研究法》篇幅达到十几万字，字字工整。

尽管每周定期前往医院接受雾化治疗，家中的负离子发生器常年开动，伍丹戈的身体却依旧日益衰弱。

1984年6月，酷暑天簌簌的风声夹杂着蝉吟，送进敞开的窗门，吹动台灯下的光影—对着铺满桌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年逾古稀的伍丹戈连续几天挑灯夜战，拿着一支铅笔，逐字逐句、逐个标点符号地修改。夫人劝他勿再操劳，伍继涛主动提出帮助父亲抄写，可他只是拒绝道，学生的论文必须一边改一边抄，别人代替不了。

16日，发病入院。

26日，病情恶化，猝然离世。

回想至此，伍继涛长叹一声：“后来我们才觉得那时情况反常。大概我父亲也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

文∣ 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