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新华文摘》2015年第4期转摘了由复旦大学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庄起善、尹翔硕、唐朱昌、陆寒寅、刘军梅参加讨论，陆寒寅、刘军梅执笔，庄起善修改）撰写的《新兴经济体当前动荡的原因及中国的应对》一文。原文刊登于《复旦学报》2014年第6期。新兴经济体当前动荡的原因及中国的应对

近期，泰国、乌克兰等地接连发生了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新兴市场也遭遇了剧烈的金融和经济动荡，面临着资本外流、汇率暴跌、股市下挫、增长困顿等一系列压力，甚至引发了市场恐慌和应对失措。这些现象不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思考：世界经济发展中传统的双速增长面临了怎样的转型？到底是什么原因触发了当前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社会动荡？局部和个体的不稳定是否会在新兴经济体中产生“蝴蝶效应”，抑或扩散效应？这些现象对其自身及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本文将试图从一个全新的分类角度出发，对新兴经济体当前的经济运行特征做出解析。

一、双速增长的收敛：新兴经济体主要风险解构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定义和分类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共识。英国《经济学家》曾经将新兴经济体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也称“金砖国家”；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波兰、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埃及等“新钻”国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则主要依照GDP等并不十分严格的动态标准，把全世界的经济体划分为“发达国家”，以及除此之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两大类。根据这些粗略的划分方法，最近持续陷于动荡的乌克兰和泰国应该属于“金砖五国”、“新钻”国家之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类别。

从整体上看，现阶段新兴经济体主要表现出三个基本的经济特征，也因此，长期以来存在于世界经济结构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双速增长的格局开始出现收敛态势。

首先，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可能成为中短期趋势。作为一个整体，新兴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时，逆势而上，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显著，在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然而，随着美欧经济状况日渐好转，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突出贡献地位下降，甚至面临风险。最新公布的美国失业率再次下降至6.6%的低点；欧元区2014年1月份综合PMI终值升至52.9，为2011年6月以来最高。根据IMF的预测，美国在2013-2018年有望实现年平均经济增长2.94%，其贸易失衡和财政失衡的缓解也预示着美国持续复苏的态势不减。欧盟经济虽不如美国经济复苏强劲，却也在缓慢复苏，预计将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实现1.4%和1.9%的年经济增长率。根据IMF的最新预测，发达国家2014年的整体增长率预测为2.25%，比2013年上升1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却持续减缓，出现出口下降、工业增长放缓、通胀率高企、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加剧等现象。俄罗斯经济2013年经历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差表现，前10个月的GDP增长仅为1.4%，大大低于年初3.6%的预期；巴西经济增长只有2.5%，并预计2014年会继续下降到2.2%；印度经济也在2013年饱受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胀上升的困扰；南非也因财政赤字持续增加和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收效不明显而使多家金融机构下调了其经济增长预期。此外，资本大量外逃也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新挑战，并且已经导致了国家货币大量贬值，推升了通胀率。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等货币纷纷贬值，各国通货膨胀率也都呈现提高之势，为金融危机之后少有现象。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2014年4月）中所指出的，“尽管有关证据尚不明确，但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看来也已下降。在一些国家（如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实现更平衡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有利的附带结果。而其他国家显然应通过一些结构改革来改善增长表现。”

其次，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时代已暂告段落，新兴经济体中资源丰富国家也难现往日繁荣局面。包括食品、能源和金属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2005年开始大幅快速上涨，到2008年时到达高点。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周期性因素的冲击，2008年后快速下跌，但之后又迅速修复，并在2011年再次回升高点。期间，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的原因，除了周期性繁荣的推升外，更多学者强调了“超周期”因素的作用。超周期推动力主要是指工业化大国扩展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结构性增长效应，在经济史上曾经伴随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而出现过，而最近这一轮则主要是由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所带动的。

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无疑给许多以出口资源类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收入快速增加的契机，包括俄罗斯、泰国，以及拉美和中东地区的大量国家都曾极大地受惠于此。但是，2011年之后，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普遍而明显的回落，在原油和粮食价格下跌的同时，金属商品的价格也几乎比2011年的高点下降了30%。其主要原因从需求面来看，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以及经济结构再平衡战略，导致传统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开始向需求拉升型调整，由此产生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增长需求下降，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超周期”拉动因素的终结，这一转换似乎比人们所预期的来得更早；从供给面考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能源供应多元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粮食供应能力的持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宗商品在此之前所存在的卖方市场局面。

第三，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新兴经济体的增速。由于新兴经济体普遍起步晚、积累少，经济发展的外部依赖性强，所以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大。正如IMF的报告所说，“过去15年里，新兴市场增长的周期性变化往往是由外部状况引起的，尽管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有所不同。”

世界经济的外部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有贸易和金融两个渠道。从贸易渠道看，不同类别的发展中国家将经由不同的贸易机会受到外部影响。对于主要出口最终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波动将直接传导至本国出口表现，并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速度；对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主要进口国，尤其是那些发展中进口大国的生产需求变化就会直接对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冲击。

另外，就金融渠道而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基本选择，全球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廉价货币时代。应该说，这一趋势的长期效应目前还难以预料，但从短期看，普遍性便宜而充裕的货币供给，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估值造成显著的外部不确定性之外，更为挑战的是使其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愈加困难。尤其是，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也是最为发达和成熟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则被动地受制于美元的定价走势和政策溢出，同时，美国市场又成为吸引发展中国家资本回流的黑洞。

雪上加霜的是，新兴经济体不仅面临经济风险，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政局的动荡，可见经济下滑与社会矛盾的激发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比如当前正引起全球密切关注的乌克兰局势。事情的导火索是乌克兰政府突然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并将加强与俄罗斯等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自此引爆了乌克兰社会蕴藏已久的社会经济矛盾，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爆发伤及百姓的武装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

二、以依附特征为依据：新兴经济体的分类新视角

纵观全球，目前总体上依旧延续着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级”世界格局，而新兴经济体中的小国，往往处于某一大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向其寻求政治与经济上的多方面庇护。事实上，这一格局主要体现为美俄欧三方的势力对抗。欧盟首先是将欧洲地区国家纳入麾下，其次与美俄争夺中东和亚太利益；俄罗斯作为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大国，自然将独联体国家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说是努力维护这一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美国基于对石油能源的需求，大力插手中东地区地缘政治，中东地区的亲美阵营主要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埃及、约旦等，反美（或曾经的反美）阵营主要包括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

由此，我们可以按照新兴经济体所依附的大国将其分成如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与某一大国保持坚定的结盟关系的新兴经济体，这类国家一般拥有较为稳定外部发展环境。比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坚定地与俄罗斯结盟，合作友好，国内安稳；沙特、墨西哥等国则牢牢依附美国，同样有着较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即便是遭遇经济金融动荡，也会因所依附大国的救助而将震动降到最低，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国对其的救助。

第二类是在美俄欧几大巨头之间举棋不定的新兴经济体，这类国家则容易产生国内动荡。如今的乌克兰就是典型的例子。乌克兰国内分为亲俄和亲西方两股势力，且双方旗鼓相当，背后又有俄罗斯和欧盟支持，很难得到统一，目前虽然波罗申科作为新总统已经顺利当选就任，但东部地区依然处于武装分裂的边缘。即便各地暴乱都能够得到平息，乌克兰要想获得真正的安稳，仍然需要找到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再比如，埃及等国改变紧密追随美国的战略，实行外交多元化策略，也引起了内乱；吉尔吉斯斯坦也曾由于美国势力介入，与俄罗斯相抗衡而发生大规模骚乱；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动乱的背后都可以找到美俄欧等大国博弈的影子。可见，新兴经济体若成为不同势力集团的争夺对象，或者自身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在几大巨头之间摇摆不定，则发生动荡的风险较大。

第三类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不依附于任何国家，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新兴经济体。这类国家在全球化态势下虽然对外依赖性大大增强，但仍然能够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事务做出自主决策。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的动荡因素更多地来自内部，外部势力趁虚而入的可能性比起前两类新兴经济体要小很多。

三、持续社会经济动荡：新兴经济体的内外原因分析

从发展的初始条件分析，新兴经济体具有经济基础羸弱和市场经济成熟度低的共同特征。这一类型的国家大都有过被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往往是在经过民族解放斗争后取得了独立，并直接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建设，在尽享后发优势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被后发劣势所长期困扰，这就包括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市场经济内生性土壤等传统局限，而其中的转型经济体，更是叠加了计划向市场转轨中的旧有制度阻涩、传统路径依赖、利益分配失措，以及在全球经济、信息时代共同催化下的多重竞争压力。

而2013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呈现双速增长收敛的背景中，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经济增长能力下降，以及发展模式转型滞缓的难题。在下文中，我们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角度分析新兴经济体发生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动荡的现实原因。

1、内部原因

（1）后危机时期经济发展中的脆弱性导致国内矛盾激化。近期，整个新兴经济体经济普遍减速，危机前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累积的脆弱性及其结构性问题开始显现，其中经常项目和财政双赤字、投资减少、改革停滞不前、汇率剧烈波动等经济问题导致新兴经济体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如泰国贫富两极分化引发其政局再一次出现动荡，社会中上层与社会底层尤其是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尖锐；再如乌克兰的腐败之风渗透到国内每个角落，属全球“重度腐败50国”之一，极少数金融与工业寡头掌握了大半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国家管理的缺位，令社会结构呈两极化，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寻求权力等顽疾不改。

（2）国家战略定位不清楚，过于强调“实用主义”。部分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的依赖外部势力的作用，把本国的利益直接寄希望于他国，实行所谓的“中间道路”策略，即他国只要给予其有利的经济条件，其就会依附于这些国家而发展。这不仅导致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直接受制于别国，也会忽略本国经济发展中的道路选择问题。如泰国、乌克兰以及埃及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如今这些国家的局势动荡与此不无关系。

（3）不成熟的宪政体制易成为动荡的“火药点”。由于新兴经济体对于传统发展道路存在路径依赖，如果在其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等还未成熟时就过早地实行宪政体制、三权分立和民主，在政治上就非常容易给外部势力和国内别有用心的组织创造机会，扰乱政局。民主首先要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之上，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经济、完善法制，然后在法制的基础上实现民权，最后的选票政治只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如果这一过程没有完成，那么政党就只能建立在教派、民族和阶级之上，选举政治无疑会将教派、民族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尖锐化，在没有强力国家统治的情况下，动乱乃至内战就是必然的结果。

2、外部原因

（1）欧美在全球货币政策上的掌控加剧了新兴经济体自身的脆弱性。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新兴经济体经济减速，美元的全球货币中心地位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为了拯救其国内金融机构，通过不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巨量流动性，而为了不让释放的流动性在美国国内造成通货膨胀，美国金融机构将这些流动性转移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转移到新兴经济体，资金大量进入有获利机会的领域，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从而加剧了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而伴随着美欧经济逐渐复苏，美联储开始向市场释放信号，准备退出QE，这使得前期流窜在新兴市场的资金开始大幅回流美欧，新兴经济体的流动性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被抽空，留给其调整经济结构、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间已经不多，于是我们看到那些经济脆弱性累积程度较深的新兴经济体在2014年伊始就开始遭受资本大规模撤离、货币贬值、股市和债市大幅下挫等重创，以至于依靠汇率干预等措施稍微稳住步伐。而近期乌克兰、泰国等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更加速了外部资金的撤出浪潮，土耳其、墨西哥、南非、阿根廷、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均受到了正面冲击。最新的新兴市场资金流向数据显示，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撤出新兴市场，流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国际贵金属基金19周来首次出现净流入；债市方面资金流入数量也相当可观。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在2014年1月22日当周外流24亿美元，为5周来最大净流出，且为连续第13周流出，创十一年来最长的流出时间。

(2)大国角逐成为新兴经济体动荡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新兴经济体多数依附于美欧俄等大国，而这些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竞争也会间接导致依附于其中的新兴经济体自身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性。这次乌克兰政局动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直接引发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的深度对立，并始终没有得到缓解，从而成为酝酿更多危机的温床，在出现诸如财政危机恶化、政府立场突变的事件后演变成政治动荡。

虽然新兴经济体发生动荡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但内外因素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力迥异，如乌克兰最主要的动荡因素来源于外部，即美欧和俄罗斯外部势力的介入，这也是“夹缝国家”无从选择的悲剧。而泰国局势动荡的首要原因却来自国内，是其经济恶化、腐败猖獗等国内因素导致利益集团出现极端对立，并最终演变为政局动荡。

（3）国际经济体系自身版图的重构所带来的冲击。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经济体系逐渐步入了包括技术—经济范式版图、增长版图，乃至霸权版图在内的全面重构进程，这样一种深刻的长周期、大板块调整，必然使得体系中的每个国家、尤其是那些相对脆弱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受到极大的影响和冲击。首先在技术—经济范式领域，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新技术手段，给经济发展方式赋予了超越想象和速度的新的内涵，距离的经济意义被重新界定，由此而来，国家的空间概念也必然获得延伸或改变。其次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率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双速增长模式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尽管两者之间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仍然相差甚远，但长期快速追赶的结果，一定会导致相对实力的变化，而这客观上也在给国际经济体系的整体和区域格局形成全面冲击。最后，作为传统的霸权国家美国，以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标志，其固有的政治形象和经济理念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对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的争议不断上升，这本身也折射出它的霸权控制力的下降，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与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之间蜜月期的消逝。

四、重新思考：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的稳步复苏使全球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一向抢眼的新兴经济体由此出现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很多被隐藏的矛盾一时间爆发出来。对此，同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其背后的经验和教训，警惕对我国政治、经济的联动效应，做好应对准备。有鉴于此，这里也从内外两个视角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就外部风险而言，首先，从宏观上看，我国需要警惕新兴经济体波动的联动效应和波及效应。随着全球诸多新兴经济体国内矛盾和冲突的爆发，欧美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相继退出，国际资本对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将逐步失去信心、降低预期，这将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撤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集聚了全球巨额资本，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警惕资本撤离新兴经济体所可能产生的联动效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将遭到打击。为此，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未雨绸缪，提早制定应对方案，防止恐慌的产生。

其次，从微观上看，由于经贸合作的紧密程度不同，各新兴经济体国内的政治、经济动荡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为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分类梳理，以便能够依据轻重缓急加以应对。例如，乌克兰虽然局势紧张，但其在地理上与我国相距较远，且与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不大，所以综合而言，乌克兰的动荡对我国产生的联动效应应该比较有限。相反，中国目前更应关注诸如泰国、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局势，并制定有益于我国的区域战略。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1月1日正式全面启动后，这个发展中国家间最大自贸区的贸易额就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13%，成了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经贸合作的不断拓展造福了中国和东盟各国人民。为此，如果这些国家政局恶化，对我国而言就将是“切肤之痛”，必须密切关注。

此外，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如前所述，我们判断世界政治、经济仍处于“一超多极”的格局，且这种格局将会长期维持，因此，我国除在经济上仍需要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紧密联系外，还需在军事和外交等领域与这些国家开展良性对话；而与俄罗斯，则需要继续巩固政治上的互信，稳步推进更深入的经贸合作，以便将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

就内部风险而言，我们可以从泰国、乌克兰以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发生动荡的原因分析中发现，欧美的推波助澜是次因，其国内矛盾的累积和爆发才是最主要的。为此，我们也必须重视我国内部矛盾的化解。当前，习近平主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党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句话，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必须落实到位。同时，根据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需要围绕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法治国家的有机统一，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鉴于东方国家的传统意识和群众认知水平，过快的民主化进程并不适合我国的现状，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总之，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当前，我们只有抓住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机遇，坚持反腐倡廉，坚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够推动我国经济更上一个台阶。

原文刊登于《复旦学报》2014年第6期（145—150页）；《新华文摘》2015年第4期转摘（5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