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货币政策第一是降息，第二是在降息的同时，要控制资本外流，不要开放资本项目，第三是必须对实体经济采取产业扩张政策，减税和放宽市场准入，提高产业资本投资的欲望。这三件事需要综合来做，缺一不可。
2014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这个增速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而在金融海啸之前的2007年，这一数字是14.2%，即便经过最终修订，当年的数字也达到了13%。也就是说，7年的时间，中国GDP增速几乎滑落为原来的一半。尽管GDP“保八”不再是必须，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经济增速过分下滑的背后可能是实体经济的疲弱。
事实上，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政府“保增长”措施的出台密度已在不断加大。从对小微企业的“定向宽松”，到央行的降准和降息，再到股市各种“托市”政策的出台，以及3月底松动的二套房首付限制，种种迹象已表明，中国正在和经济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展开战斗。
一直以来，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必须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必须扶持高新产业搞转型升级，必须把利率保持在适当高点以遏制通胀和地产泡沫。但是，如果联系改革开放30多年政经沿革、中国经济的固有禀赋，以及当下的经济下行的风险，这些充满“政治正确”的策略或许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为此，本刊采访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在他看来，中国必须突破某些旧有经济策略的限制，要对经济下行采取更果断措施。
《南风窗》：这些年，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要从投资拉动转变到消费拉动，特别是要扩大内需。但你却一直坚持认为，中国不能靠消费拉动，为什么？
华民：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都被很多人弄错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没有经济增长便没有收入来源，怎么会有消费能力？不能把因果关系颠倒。最近一些数据已经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居民消费一直在下降，哪里还能靠它来拉动经济增长？
那么，消费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消费是由人们的恒久性收入即固定收入来决定的，恒久性收入第一是工资，第二是租金，比如你有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在中国，有租金来源的人不会超过几千万，把他们去掉，那么大部分人还是靠工资。现在，中国民企工资的年增长率大概10%左右，总消费增长也只有10%左右，不可能有工资突然拉升的奇迹。因此，只要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就业机会不增多，经济增速继续下行，收入水平下滑，消费还会进一步疲软。
从宏观角度来讲，一个国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决定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后者的比重约为2%，而这2%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农民，而是农场主。这样的人口结构，其消费占GDP的比重自然就高。中国至少还有5至6亿的农村居民，即便其中有1亿多未计入统计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中国也至少有3至4亿人口没有固定工资收入来源。从消费函数来讲，作为非工资劳动者，他们的消费能力很低，更倾向于自给自足。但是，不少人只关注数据，而不关注背后的原因，看到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便认为中国有问题，要用政策去刺激。
《南风窗》：之前，政府搞过家电、汽车等领域购买补贴政策，还通过颁布新《劳动法》等手段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用“看得见的手”提高人们收入或者刺激消费欲望，这条路看起来对拉动消费也有不错的效果，怎么看？
华民：政府要推动消费，可以做的一是补贴，二是加工资，但补贴是一次性的，那么就剩下加工资一条路。但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前提下，加工资会产生两个负面效果：一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二是会增加失业，也自然会影响消费。因此，通过加工资来刺激消费，这绝对是不可行的政策，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都没好下场，最典型的就是南欧国家。美国算是一个例外，但这和美元的全球地位有关。1950年以前，美国也靠生产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但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改变了这个路径，逐渐走上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这个时间，分期付款，信用卡、抵押债券等金融工具全被美国人创造出来，这导致了资源的错配，资源从生产创新领域配置到了消费领域，美国的增长率便出现了下降。到1970年代，美国从全球最大债权国家变成最大债务国，金本位崩溃后，美国便通过发钞来维持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次贷危机便和这个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关键在于，美国是“全球发钞国”，美元是全球第一储备货币，他们可以这么做，但中国不行。目前，还很少有人把人民币作国际储备货币，不能作储备就意味着发行的货币要进入流通，进入流通就要推动物价，最后是通货膨胀，这对提升消费没有作用。因此，美国的“例外”并不适用于中国。
《南风窗》：你一直在强调一个根本问题，即一国经济增长最根本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年，政府其实也一直在谈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各种扶持措施不断出台，一些企业真的拿到了不少钱。这条路是不是有问题？
华民： “产业扶持”多半都有问题，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要帮企业突破“供给约束”。什么是“供给约束”？很简单，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的约束，企业找训练有素的技工和工程师找不到，因为政府把职业教育全办成了大学；金融市场的供给约束更多，民企融资融不到，上市上不了，没钱做并购。这些约束不解决的后果是，中国经济在增长，全球市场也在扩张，但中国企业不是由小变大，而是数量不断增加，大家恶性竞争，冒出来的好企业屈指可数，而且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不是政府政策可以控制的，而是由两个因素决定。从宏观上来讲是禀赋约束，比方说，这个国家是工程师多还是农民工多，这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做什么产业才有利可图。第二是微观层面的，即企业能在什么条件下从事生产和创新。比如，企业想从低端制造转向中间品生产，或者从中间品生产转向高端生产的时候，那么它能不能找到合格的劳动力，政府在这方面是否为企业做好了准备？
工业化以来，主要西方国家的生产函数曲线是连续往上的，但中国是一条断裂的生产函数。中国企业要从低端产品向中间品升级的时候，面临一道悬崖过不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职业教育。而从中间品生产进入高科技研发的过程，我们再次面临一个悬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工程师。所以，中国的生产函数是非连续性的、断裂的，我们只能在低端环节重复工作。现在，政府好像每天在制定产业政策，但并没有为企业生产函数的调整提供足够的、有价值的服务。
《南风窗》：不少后发国家和经济体，其实都搞过类似的产业扶持计划，比如日本、韩国等都大力扶持过半导体产业，对这种产业扶持政策，你怎么看？
华民：可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1980年代，美国曾大力扶持半导体产业，但最后，美国发展最好的产业却不是半导体这样的硬件，而是操作系统和软件。这是市场的选择，所以才诞生了微软这样的公司。市场的选择是最理性的，再后来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典型。在苹果看来，半导体产业日本已领先10年，还去搞它干什么，只要把日本的半导体变成苹果手机里的一个零配件就行。最终，日本的半导体成为美国制造业的“原材料”，美国人不战而胜，日本企业为美国公司打工。
实际上，从日本、欧洲到美国，乃至中国，政府所有产业政策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产业政策无一例外都选中弱者，因为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才会找政府要补贴。更严重的是，政府鼓励搞这个，不鼓励搞那个，这样的“产业扶持”政策其效果等同于“产业紧缩”政策。从2004和2005年开始，政府一直在讲“调结构”，结果是这10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一直在紧缩，最后是虚拟经济不断膨胀。
降息才能挽救实体经济
《南风窗》：现在，国家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宽松”，并希望以此来应对产业紧缩。从去年年底开始，降息和降准等工具陆续被使用。但也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宽松”，而应该“收紧”，应该加息，把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挤出，而把资金留给效率较高的民企。
华民：完全搞错了，如果再加息，实体经济怎么办？这种做法等于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中国货币政策的问题是，货币供应量一直在增长，但是利率很高，那么货币就必须要寻找套利机会，最终只能去房地产等虚拟领域。如果加息，这种现象还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作为中国融资主要渠道的间接融资体系有着严重的缺陷。在这个体系，我们有“三个市场”，分别是白市、灰市和黑市。白市是国家控制的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最低，灰市是银行的表外业务或者国企掌控的财务公司，利率居中，最后是包括地下钱庄在内的民间黑市，其利率最高。“三个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利差，有着巨大的套利空间。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创造信用、做投资理财和表外业务？因为它们创造越多的信用，各方利益主体越是能在“三层市场”中获取更多收益，这是一个固化的利益格局。因此，即使央行加息，最后能贷到款的可能还是这些人，而不是民企和中小企业，它们承担的资金成本可能还会更高。
《南风窗》：央行在今年2月降准，也分别在去年11月和今年3月降息，不到半年内3次采取“宽松”政策，近年少有。你曾说过，中国早已错过降息最佳时间窗口，为什么？你对央行近期的“宽松”政策有何看法？
华民：第一个时间窗口是2008年美联储第一轮降息之时，如果中国当时降息，全球游资便不会涌入中国。但在当时，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从紧，利率也太高，实体经济一直借不起钱，GDP后来又有往下掉的危险，于是，政府索性直接扩张财政，“4万亿”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个时间窗口出现在2013年以前，此前，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市场也少有人民币贬值预期，如果央行主动降息以扩张货币，而政府紧缩财政，那么中国的出口以及整体经济受到的影响会更小。但2013年之后，局面完全不同，因为中国GDP在2012年便“破八”。“保八”是朱镕基时期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容忍底线，为什么一定要在8%之前降息，因为这时的实体经济还有资金需求，而“破八”之后，这种需求已急剧降低，再降息也没用，钱只会去虚拟部门。此外，“破八”之后，人民币贬值预期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降息，可能导致资本大量外流，加重金融风险。2015年，美元加息可能性极大，这种风险只会越来越大。
央行最近的宽松政策尽管错过了时间窗口，但也算亡羊补牢。此前，中国在两个关键的时间窗口为何一直不降息，很大程度可能是担心降息有推动房地产泡沫的危险。而在当时，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要调控房地产。
以适当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是必要之举，今后应更加果断。近段时间，不论是楼市还是股市，“托市”政策频出，这都是因为高层意识到了经济下行的风险。中国经济在2007年有14%以上的增长，到现在只有一半，这是一个明显的衰退，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只有承认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推动经济复苏的第一步。
《南风窗》： 金融界都在谈人民币国际化，甚至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推动力。你怎么看？
华民：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时机并不成熟。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国际化，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有没有回笼本币的手段，美国发了美元，但可以通过售卖波音飞机、苹果和微软的软件收回，也就是说，你必须有具有国际竞争力商品卖到国际市场把货币回笼。二是从金融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好的资产去把货币收回。美国有全世界最可靠的国债，全世界都拿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它无风险，收益率也不低，而日本和希腊的国债就不行。美国还有全世界最好的股票市场，里面的好公司可以给投资者不断分红。这些条件，中国有吗？
《南风窗》：从点心债到跨境贷款的放松，以及目前大力推动的沪港通和深港通，这些金融改革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中国在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方面的努力，为什么我们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决心这么坚定？
华民：如果持有你的货币不能回流，那么这个货币国际化就是有风险的，更严重的后果是，海外大量的人民币会变成“空头持仓”，成为做空中国的弹药。因为投资者拿着人民币，第一买不到你的股票和资产，第二买不到你的商品，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持有人民币，但是人民币遇到贬值，他们必然立刻抛空人民币来兑换美元。这是一个简单的机制，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遭遇了主权货币危机就是这个原理。对我们来说，人民币的海外存量越多，意味着“空头持仓”就越多。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伦敦，在新加坡，我们看到了这个苗头。
实际上，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都没有好的结果。日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日元强盛的时候，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日元占比曾一度超过20%，但现在下降到5%都不到。
在我看来，中国的金融政策应更多进行内部的调整。未来的货币政策第一是降息，第二在降息的同时，要控制资本外流，不要开放资本项目。短期资本撤走一些，无法避免，但一定要把国内的利率降下来，让实体经济借得起钱。除了降息和控制资本流动外，第三件事是必须对实体经济采取产业扩张政策，让企业愿意借钱，最好的办法是减税和放宽市场准入，提高产业资本投资的欲望。这3件事需要综合来做，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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