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抽离主要体现为证券投资，特别是其他投资从中国离开，这其中就包括所谓的“热钱”。而更能体现经济基本面的直接投资，从整体上看，依然处在上升的态势之中。对中国来说，新资本进入放缓和原有资本撤离加速的背后，可能体现了国际资本流向东南亚国家的事实。

一、话题缘起

近一个时期，有关“外资加速撤离中国”的话题不断发酵。官方新近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首先，外汇储备快速缩水。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历史新高，为39932.13亿美元。此后，外汇储备几乎逐月下降，截至2015年9月，外汇储备降至35141.20亿美元，缩水额度达4790.93亿美元，是2014年6月外汇储备的12%。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外汇储备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资本的抽离很可能是一个原因。

其次，资本和金融账户连续逆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一共70个季度，其中，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出现负值的一共21个季度。而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连续五个季度出现负值，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中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中国自身资本输出规模快速扩大。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FDI（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依据商务部资料，在2014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中国的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幅度大概是200亿美元。

二、事实与真相

上述数据只是反映了资本流动的大环境，而并非是资本流动本身的度量。在这一部分，我们从多个角度对资本流动进行度量，对“外资撤离中国”的论断做出评价。

首先，哪些资本从中国撤离？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在2015年上半年的逆差达到1259亿美元，其中，第一季度逆差983亿美元，第二季度逆差276亿美元。在该账户最主要的三个科目中，直接投资顺差920亿美元，同比增长1%；证券投资逆差241亿美元，而去年同期顺差369亿美元；其他投资逆差1931亿美元，同比扩大2.7倍，是整个资本和金融账户（含储备资产）逆差规模的3.3倍。

很显然，资本抽离主要体现为证券投资，特别是其他投资从中国离开，这其中就包括所谓的“热钱”。而更能体现经济基本面的直接投资，从整体上看，依然处在上升的态势之中。

其次，外资撤离加快还是进入放缓？对应经济基本面，我们接下来把资本流动的范围局限于直接投资。从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来看，在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期间，新FDI流入的增速年均达到21%，而原有FDI撤离的速度达到39%。具体来讲，情况又不太一样：在2005年到2008年的四年间，新FDI流入的增速年均达到30%，而原有FDI撤离的速度达到23%；而在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间，新流入FDI的增速年均达到10%，原有FDI撤离的速度则达到47%。

很显然，近年来，原有FDI撤离的速度超过了新FDI进入的速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到2014年这五年期间，原有FDI撤离的规模与新FDI流入的规模之比一路上扬，从8.18%、10.85%、11.42%、15.46%到23.86%。

第三，什么投资者离开中国了？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但其投资来源地却一直比较集中，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是十个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在2013年，它们对中国内地投资占中国所吸纳外资的比重是91.11%。来自这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外资情况，决定了整个中国所能吸纳的外资规模。

为考察到底是哪些投资者离开了中国，我们利用商务部的资料，就2015年1月到7月和2014年同期的情况作了一个对比。在2014年1月到7月，位居前十的投资来源地依次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在2015年1月到7月，除了荷兰被中国澳门取代之外，其他来源地的位次几乎没有变化。不过，就投资规模来看：中国香港的投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1.5亿美元；新加坡则减少了1.5亿美元；韩国减少了2.2亿美元；中国台湾减少了7.5亿美元；日本减少了7.2亿美元；美国减少了5.3亿美元；德国减少了0.8亿美元；法国增加了3.6亿美元；英国增加了0.2亿美元；荷兰跌出了前十大的名单。

在2015年1月到7月，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66.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4.9亿美元，而香港一地就增加了71.5亿美元。这意味着，来自其他地方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了。特别是，主要投资来源地的投资均有所下降，降幅最大的是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

第四，投资者从哪些地区离开了？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我们可以看到外资的区域进入情况。在东部地区，在2008年以前，几乎所有省份外商投资企业户数都呈现上升态势，但在2008年及以后，多数省份的外商投资企业户数都呈下降态势。东部总体上，外商投资企业户数依然呈上升势头，但与2008年超过40%的增长相比，势头已大幅放缓。在中部地区，2008年以前，几乎所有省份外商投资企业户数都呈上升态势，但在2008年及以后，吉林、山西、湖北和江西的外商投资企业户数保持稳定，而其余省份都呈下降态势。中部总体上，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在2010年达到50145户的峰值后一路下滑，到2013年只有46589户，下降了3556户。在西部地区，在2008年以前，几乎所有省份的外商投资企业户数都呈上升态势，但在2008年以后，多数省份的外商投资企业户数或持平或下降。西部总体上，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在2010年达到42203户的峰值之后一路下滑，到2013年只有37945户，减少了4258户。

总的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入驻在2008到2010年间达到峰值，在那之后，增速放缓甚至转为下滑。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从企业户数来看，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外资的抽离。

第五，投资者从哪些行业离开了？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获得外资的行业分布信息。在2005年，FDI的行业分布如下：农业占1.2%；矿业占0.6%；制造业占70%；服务业占27.8%。到2013年，FDI的行业分布如下：农业占1.5%；矿业占0.3%；制造业占38.7%；服务业占59.4%。与2005年相比，到2013年，制造业的FDI占比缩水一半，而服务业的FDI占比则增加了一倍。

更为重要的是，在2011年制造业的FDI达到峰值521亿美元之后，它所吸纳的FDI一路下降，到 2013年只有456亿美元，而到2014年则只有399亿美元。与此同时，服务业的FDI则一路上扬。因而，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吸纳的FDI的占比此消彼长的背后，还反映了制造业吸纳的FDI绝对减少的事实。

第六，投资者离开中国后去哪里了？利用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15》，我们可以初步把握外资离开中国后可能的去处。依赖这一资料，我们计算了2011到2014年间，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地区）FDI流入增速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是正相关的；中国与韩国是弱负相关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台湾地区是正相关的；中国与东欧11国是正相关的；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是正相关的，与其中的南美地区也是正相关的；中国与印度、孟加拉国是正相关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整体却是负相关的（相关系数-0.88），其中，尤其以与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负相关最为突出。

这显示，对中国来说，新资本进入放缓和原有资本撤离加速的背后，可能体现了国际资本流向东南亚国家的事实。

三、对策与建议

以上，我们就外资撤离中国的缘起以及外资撤离中国的事实进行了考察，下面我们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首先，妥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外来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有关外资撤离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近期快速离开中国有关。与直接投资不同，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更在意短期收益，有一定的投机性。随着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深入，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进出中国将成为“新常态”。政府部门要妥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上半年股市“高台跳水”，以及随之而来的外资抽离，与决策部门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等方面存在偏误有莫大的关系。

其次，积极推动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提升美国和欧盟的投资规模。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但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资始终是有限的。亚洲近邻看重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的优势，而欧美国家更在意中国的市场潜力和规模。但问题是，随着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规模并没有相应地提高。欧美外资在意的可能不仅仅是市场，还包括知识产权、市场环境等因素。为此，要积极推动中美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大力改善中国的“软”环境。

第三，优化区域经济政策，引导外资向中西部转移。在中国，并未出现外资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明显趋势，相反，发生了企业从中西部撤离的情况。尽管内地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是运输成本高和发展水平滞后，抑制了外资的流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但发展程度非常不一致的国家，政府部门在设计政策时，要尊重地区差异，允许地方在政策设计上有相当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避免政策的“一刀切”。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任何经济政策在本质上同时也应该是区域经济政策。

第四，适时调整法律、规章和制度，再现制造业外资的繁荣。外资在中国的行业分布，不单单是制造业比重下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制造业外资绝对规模下降的问题。为此，中国要调整法律、规章和制度，促使制造业再次成为投资的热点。当下，工资快速上涨成为抑制制造业领域外资进入的重要因素。实际上，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如计划生育、户籍、退休等），中国依然可以保持劳动力的禀赋优势。另外，2007年在经济过热时期通过的三部法律，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等要适时地加以修订，为制造业的外资繁荣创造条件。

第五，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服务业领域的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的外资利用是滞后的，结构也不合理。UNCTAD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在世界范围内，从存量来看，63%的FDI聚集在服务业，而26%的FDI聚集在制造业。而中国，即使到了2013年，从当年实际使用的FDI来看，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刚刚接近60%，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仍然接近40%。在服务业中，在2013年，高居榜首的是房地产（41%），其次是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这四个行业所吸纳的FDI占整个服务业的80%以上。房地产业也一直是服务业中吸纳FDI最多的行业，而金融业吸纳的FDI却仅仅只有3.3%。形成对照的是，2013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分别是6%和76%。在服务业中，金融业所占的比重却达到了18%。总的来说，中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对外资的开放，需要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六，深化中国和东盟一体化进程，促进贸易和投资在这一区域的良性流动。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之一。目前，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就贸易而言，中国处在顺差的地位；就投资而言，新加坡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投资来源地，新加坡对华投资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规模，印尼、泰国和越南排在新加坡之后，是中国在东盟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不过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投资。

为促进中国和东盟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良性流动，中国和东盟要深化一体化进程，形成更为互补的分工格局。为此，中国应与东盟协力推进两项工作：一是，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升级。2014年8月，中国和东盟正式就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展开谈判，当年9月和2015年2月，双方先后举行了两轮会谈，谈判取得了显著进展。二是，进行有中国和东盟参加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达成的背景下，中国要积极地推动中日韩、东盟十国和印澳新等十六国参加的自贸协定的达成。

通过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升级以及早日谈成RCEP，中国和东盟有望形成更为合理的价值链分工体系，避免双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