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5年国内外经济基本形势

欧美经济继续回暖，新兴市场增长放缓。美国经济复苏强劲，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复苏提振国内消费。劳动力市场转好，目前失业率已降至5%左右,9月核心通胀已达1.8%。欧盟经济温和增长，上半年GDP增速回升至1.9%，消费和出口走强，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问题继续抑制投资增长。日本面临通缩风险，经济表现不佳。9月份CPI同比零增长，上半年GDP增长停滞,同比增速仅0.01%，企业海外布局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汇率贬值对出口提振减弱。新兴市场经济衰退加剧，美联储加息预期、外部需求不足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共同导致新兴市场增长放缓和资本外流。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测算，2015年，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出或达5410亿美元。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今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比上半年下降0.1个百分点。1至10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仅6.1%，为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低点。首先，投资增速放缓，三大动能分化。产能过剩造成制造业投资减速，PPI已连续44个月负增长，1至10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仅8.3%；库存高企制约房地产投资，商品房待售面积达6.9亿平方米，仍处历史高位，1至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仅2.0%；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稳健，1至10月累计同比增长17.4%。其次，消费增长稳中有升，1至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6%。“八项规定”迎来餐饮业健康发展，餐饮同比增速重新超过商品零售。1至10月，餐饮消费累计同比增长11.8%，商品零售累计同比增长10.4%。最后，贸易顺差呈衰退式扩张，出口疲弱、进口更差导致净出口增加，1至10月净出口4859亿美元，为历史最高点。内需不足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共同拖累进口，1至10月累计同比下降15.7%；外需复苏缓慢，1至10月出口累计同比下降2.5%。

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第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制造业，达到46.5%；服务业对GDP累计同比贡献率达58.8%，制造业仅为36.8%。第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201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累计同比贡献率达58.4%，明显高于资本形成总额。第三，产业迈向中高端不断推进。1至10月，尽管采矿业和制造业总体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仅有3.0%、7.0%，但中高端制造业增长势头良好，特别是电子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0.8%、7.6%。

二、2016年经济预判与展望

总体来看，2016年，中国经济短期企稳，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趋势不变，预计2016年GDP增速在6.7%-6.8%左右。

一方面，中国经济可能在2016年初逐步企稳。第一，房地产逐步企稳。伴随房地产去库存，商品房销售增长有望提振房地产开放投资，2015年1至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长7.2%。第二，基建投资持续发力。中央财政支出持续扩张，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有望改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3万亿债券置换将改善地方政府资产债务表；同时，房地产转好将带来土地出让金收入回升，扩大地方财政支出，2015年1至9月，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降幅已较上月收窄3.7个百分点。第三，对外贸易有望回暖。出口方面，欧美经济复苏带动中国出口反弹，8月份，人民币贬值对出口提振将在2016年初开始显现；进口方面，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复苏提振内需，大宗商品价格有望企稳。第四，居民消费继续增长。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10%左右增速，新的消费业态不断涌现。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中有10%左右是网上购物，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速达30%以上。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趋势不变。第一，趋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放缓、实现高质量增长。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服务业生产率提高慢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造成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但经济竞争力增强。第二，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更注重产出的质量和丰富性，而非经济增速。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在80%以上，GDP增速则稳定在2%左右。第三，增长动力转换造成过渡期的增速放缓。目前，服务业、消费等新的增长动能还未成熟，重工业、投资等旧的增长动力逐渐式微；在结构转型过渡期，经济换挡将导致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速回落。

三、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区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发挥好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一方面，运用长期政策促进结构转型，提振消费、发展服务业、制造业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稳定当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短期维稳任务很重，当前主要经济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但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风险。目前，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中国需要进一步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稳定短期经济。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风吹草动”即可引起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必须采取稳健、有效的短期措施，应对资产价格波动、汇率贬值、跨境资金流动等现实问题。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是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捷径”。首先，促进服务业开放，引致服务业FDI进入。结构性改革无法在短期内提振经济，但服务业FDI直接拉动投资，对提振中国经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次，积极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吸引外部投资者。

当前，中国债券市场，特别是3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是国际市场少有的低风险、相对高收益资产，资本项目开放势必吸引大规模海外资金流入，应效仿1998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用国内增长潜力吸引外部投资，提高国内建设效率。最后，有效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目前，美国主导TPP协定的标志性大于实质性作用，其强调的投资准入、服务贸易、劳工和环境、国有企业和监管一致性条款代表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崭新方向。中国应积极通过BIT谈判等途径有效对接TPP，以开放促进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同时，美国也不会甘心将庞大的中国市场排除在TPP协定以外。

第三，通过市场化运营基础设施建设，盘活现金流。中国经济城镇化步伐加快和老龄化社会临近都不断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新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从地方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化运营模式，通过做实现金流促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说，首先，通过市场化投融资途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通过吸引民营资本促进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未来现金流应当同当期沉淀成本剥离，通过公开招标将未来现金流作为私人经营标的，提升运营效率。最后，适当出售包括未来现金流良好的优质资产在内的国有资产，减轻当期债务负担。

第四，缓慢挤出房地产泡沫，提高居民住房质量。作为重要抵押品的房产和土地仍然是目前中国整个投融资体系运作的重要工具，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会造成宏观资产萎缩、杠杆率上升和经济失速。房地产市场应在预期管理基础上逐步控制房地产泡沫，而不是房地产价格短期内的迅速下跌。在房地产泡沫得到控制前提下，中国经济需要推进未来房地产在旧城改造、中心城区空间的二次开发以及住房质量标准提高之后更新投资。13亿人口的国家和处于城市化进展中的国家，房地产业的未来还是大有发展前景的，不可能只在短短十几年内完成中国居民住房需求的使命。

第五，破除国有企业垄断，加速制造业升级。中国制造业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位置，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进行低附加值生产。重化工领域的国有企业垄断造成产能过剩，挤压产业链中下游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抑制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的强化将通过生产要素资源向竞争性领域的配置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企业利润导向下的投资决策将加快工业部门投资结构调整，进而促使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第六，调整央行资产负债，以外汇储备置换地方政府债券。通过汇率市场化、放松外汇管制等途径，鼓励居民和企业持有外汇、多样化对外投资，适度降低外汇储备，提升中国海外资产的质量和收益。同时，效仿美、英、日等国，以财政出资向央行购买外汇储备，设立外汇平准基金稳定汇率，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此同时，央行利用外汇储备减持的人民币资金购买地方债务存量，扩展基础货币投放途径、提供市场流动性，并以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收益实现央行地方债券资产的长期增值。

第七，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通过市场化改革转变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保持稳健货币政策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 1998—2007 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经验之一。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宏观系统性风险加剧。目前PPI已连续44个月负增长，2015年10月同比下降5.9%，企业部门面对的实际利率高企。由于实体经济无法承担高利率成本，大量资金愈发在股市等金融体系空转，挤出实体经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