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指出，将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这一重磅政策的发布，意味着阻碍人才流动的“闸门”逐渐松动，一批城市的活力和价值将被进一步激发。在4月9日的专访中，亚洲开发银行前研究部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国家开始全面推进市民化是好事情，尽管比预期的晚了很多年，但这次的户籍改革不够彻底、力度也远远不够。
您是从何时开始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和关注？能否简略介绍下目前城镇化建设整体情况？
我是从2005-2006年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2006年5-6月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的“三农”困境需要通过城镇化来破解的观点。2008年上半年，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提出了通过积分落户，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建议。基于对“三农”、收入差异、贫困等问题的研究，十多年来，我一直呼吁中国加快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即市民化），并于2010年提出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30年可能达到80%（实际上为75%）的预测，这意味着每年增长1.25%。
根据官方的数据，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接近50%，2018年差不多达到60%，约为每年增长1.25%。当然，这是在我们尚未认真大力推进市民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没有或放松户籍管制，这个速度肯定要高于实际发生的1.25%。需要指出，这里的城镇化率是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如果基于户籍人口来计算，我国的城镇化率不到45%，远远滞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您认为在这一时间点上，推出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首先，国家开始全面推进市民化这是好事情，尽管比我期望的晚了很多年，这次的户籍改革不够彻底、力度也远远不够。
其次，我个人认为，这个举措部分地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有关系。外部形势变化最为直接和重要的表现是外部需求的下降，这对高度开放的中国经济体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我们只能通过增加内需来对冲，而我个人坚持了很多年的观点是，欲增加内需，城镇化或市民化无疑是最佳举措。
最后，需要指出，积极推进城镇化不但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根据我们的研究，也能帮助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
政策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目标,您觉得还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
实现1亿人落户的目标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必要性前面已经提到，从这个视角看，其实需要尽快让更多的移民市民化。说可行，是因为远远超过1亿的农村移民早就在城镇工作生活多年。移民失业率很低，他们自食其力，是城镇的建设者和纳税人，也早就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获缺的一部分。
困难和挑战，可能会出现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但不管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还是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这方面的困难和挑战都不算严峻。目前，我国的移民有近3亿人，每年还在以千万的速度递增，所有这些移民都需要尽快市民化。
哪些城市和人群将因此受益？放开放宽户籍限制，会给这些城市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小城镇早已经放开户籍，而这次的举措不包括特大超大城市，目前来看，收益最大的是一些大中城市和这些城市的移民以及原住民，还有这些城市的周边。
收益方面，首先是部分劳动力的成本可能停止上升，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加企业单位的盈利，进而促进投资和增长。
其次，市民化会增加消费，推高对餐饮、教育、医疗、日用品等的需求，为现有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扩张提供机遇，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基础。最后，市民化会拉动投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为相关部门和个体带来发展的机会。
过去一两年，各地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其中落户作为了主要优惠条件，随着这一政策对户籍的弱化，您预计未来城市将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吸引到人才聚集？
当落户成为常态后，一个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将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方面。其实，这呼唤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个人将这里的高质量定义为可观的人均收入（对应于经济维度）、合理的贫富差距（社会维度）和美好的环境（环境维度:如空气质量、拥堵状况等）。最近粤港澳大湾区为了吸引人才，将在整个湾区实施香港较低的个人所得税，有可能成为将来各地争夺人才的主要措施。
此前，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一线城市还在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您预计随着这项规划的推出，这些城市是否会迎来政策松动，允许更多人落户？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只有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才能对该城市以及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国的一线城市严格限制人口进入，本来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更为重要的是，一线城市其实是欢迎高技能人才的，但一个城市不可能完全由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因为城市的人口结构也是有其合理比例的。像上海严格限制低技能人口流入，带来的就是保姆的工资甚至高于年轻的教授。这样下去，上海怎么可能与周边城市竞争？
一线城市对人口流入加以限制，更多地是出于对交通、污染等环境因素的考虑。但我在亚洲开发银行时所做的报告，通过严格的模型估算和推断得出了，城市化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但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的结论。认为人口增加必定导致污染拥堵的读者，可以比较一下2300万人口的上海和1000万人口的马尼拉，也可以比较一下上海和更大的东京。
您觉得放开落户限制，会否引发楼市波动，特别是对此前一些要求限购中的城市？
一亿移民落户，外加其赡养的老人孩子，无疑会带来对租住房的整体需求的攀升，从而导致楼市波动，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公共住房的供给、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和限购政策的调整。
我国有移民近三亿人，如果加上在城镇生活少于半年的短期移民和这些移民的父母儿女，数量无疑是巨大的。这些人基本上依靠城镇经济生存，应该尽早让他们在城镇安居乐业。所以说，2020年前解决一亿人的市民化，这个政策来得不但迟，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另外，本次政策中没有将一线城市包括在内，也算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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