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集装箱货轮停靠在“智慧零碳”码头。新华社 发

性价比贸易是量稳的基础，绿色贸易是质升的方向。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进一步稳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基于科学布局，提高产品的绿色含量、科技含量，大力构建新的外贸优势。

新形势下推动外贸质升量稳，可从处理好以下十对关系的角度来进一步谋划工作思路。需要说明的是，面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宜从广义而不是狭义的层面来认识“质升量稳”，包括提高外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包括外贸要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

本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外贸依存度一度超过6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环境恶化，对外贸易增速开始走低，外贸依存度逐渐收缩。202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约33%，出口占GDP的比重为19%。同一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5%，出口占GDP的比重为11%。相较之下，中国更依赖外贸，也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和整合国内市场，挖掘14亿人口和18万亿美元GDP的需求潜力，稳步地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提高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与要价能力，拓展国内市场吸纳外部冲击的空间，增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弹性。

2023年，反映内贸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7.2%。考虑到2022年的低基数，这一增速离预期还有距离，与2017年至2019年9.1%的年均增速也有差距。在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推动外贸质升量稳迎来了新的契机。

比如，发挥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展会作用，培育一批内外贸融合展会，促进国内国际市场供采对接；培育一批内外贸融合商品交易市场，完善国内国际营销网络，强化生产服务、物流集散、品牌培育等功能，促进国内国际市场接轨。

全球贸易和区域贸易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重视所处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与邻国、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

2022年，按出口占比排名，美国的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依次为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日本和英国，所占比重依次是17.2%、15.7%、7.5%、3.9%和3.7%。同一年，中国内地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越南，所占的比重依次是16.2%、8.3%、4.8%、4.5%和4.1%。中国香港所占比重只是美国的一半；第二到第五都是中国内地的邻居，但所占比例只有21.7%，是美国两个邻居占其出口比重的2/3。

一个有相当容量的区域市场是外贸质升量稳的基础。2023年，按国家和区域来看，中国前三大出口目的地是东盟（15.5%）、欧盟（14.8%）和美国（14.8%）。经营好与邻近区域国家的关系是顺应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

在这方面，可优先做好三项工作：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落实好，并适时推动其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水准升级；尽早重启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方面有突破性进展。

多边贸易和双边贸易

新形势下，借助双边协定推进贸易自由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周边，韩国与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体都签订了贸易协定，包括中国、美国、欧盟、东盟、印度、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欧盟与东盟中的新加坡、越南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被特朗普称之为“关税之王”的印度也在过去几年间加快了贸易谈判的步伐，相继与毛里求斯、阿联酋、澳大利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与英国、欧盟的谈判也正在推进之中。

中国已经与东盟、韩国、新加坡、柬埔寨、巴基斯坦、马尔代夫、毛里求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洪都拉斯、瑞士、冰岛、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但与美国、欧盟、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还没有自由贸易协定。

要推动外贸质升量稳，可以做的功课包括：把现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升至更高的水准，尤其是与东盟、韩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尽快完成谈判并签署一批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与挪威、海合会等；促成与欧盟、美国、印度等主要贸易体的贸易谈判。

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

近年来，公平贸易呼声渐起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两个失衡现象有关：国际收入分配失衡，大企业和大老板获利多，小企业和工人获利少；大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如2022年美国对德国的贸易逆差为775亿美元、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为741亿美元。

新形势下，要把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结合起来，在坚持自由贸易的同时更加重视公平，在重视公平贸易的同时坚持自由贸易。

一是创造更适宜的国际贸易环境。2023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长6.3%，占比是53.5%，撑起了中国外贸发展的“半边天”，缓解了外资企业出口失速带来的冲击。

二是创造更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比如，重视劳工权益，要求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水平相适应，积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三是创造更友好的国际贸易环境。除了在多边场合呼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之外，还有必要更多地推进与小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四是创造更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在双边贸易中，更积极和主动地去调整不平衡。

便利化贸易和安全化贸易

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方向是便利化，包括边境和边境后措施等。2018年后，“安全”开始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热词。在这一方面，推动外贸质升量稳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避免简单跟随他国而走向泛安全化。泛安全化会损害正常的国际经贸活动，并产生寒蝉效应。除特殊情况外，有必要针对安全议题给出尽可能清晰、可操作和可预期的“负面清单”。

二是避免安全议题对经济基础的冲击。随意放大安全议题，可能对经济基础造成破坏，并导致高水平安全变得不可持续。

三是对安全的追求应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妥善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关系，避免超越发展阶段去追求不切实际的安全。

四是继续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下功夫。在边境和边境后都要进一步寻找改善的空间，为外贸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五是探索贸易安全化新路。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主动纳入贸易伙伴的安全考量，避免“一刀切”。

性价比贸易和绿色贸易

在国际贸易中，“性价比”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借助“性价比”，中国快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贸易体。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比以往更加重视碳排放和环境保护。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中国成为全民共识。

在外贸领域，性价比贸易是量稳的基础，绿色贸易是质升的方向。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进一步稳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基于科学布局，提高产品的绿色含量、科技含量，大力构建新的外贸优势。

价值链贸易和价值观贸易

进入新世纪，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深化。但近年来，垂直专业化分工似乎遇到了“天花板”。一些国家以多元化为名，采取措施降低贸易依赖；部分国家还以价值观为名，试图建立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体系，如美国主导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等。

一些国家甚至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对中国企业和来自中国的产品施加限制。实际上，中国政府在2022年就提交了《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和《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的批准书，明确加强劳动保护、反对强迫劳动。

新形势下，要以稳定和提升价值链贸易为基础，着力打造开放、包容、共赢、有韧性和体现集体安全的供应链，以中国市场的稳定与发展赢得贸易伙伴的认可和理解。

中间品贸易和消费品贸易

随着发展阶段跃升，中国的外贸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我们主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中间品，组装后出口制成品。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中间品的主要出口方，中间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已提升至2022年的47.6%。

下一步，要挖掘消费品贸易的潜力，全面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的安排，扩展中间品贸易空间，在量稳上下功夫，在质升上早布局，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比如，在与近邻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联系中，发挥产业门类齐全优势，扩大和提升中间品贸易的规模和质量；在与其他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中，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扩大和提升消费品贸易的规模和质量。

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下，发展加工贸易面临的约束越来越大，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引起的产业转移、“脱钩断链”的风险等。

新形势下，要坚持做好一般贸易，弥补加工贸易留下的空间；继续做好加工贸易，切勿把加工贸易简单等同于低质量发展。

传统赛道贸易和新赛道贸易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外贸主要扎根于传统赛道。然而，这一领域的贸易空间越来越有限，遭受的贸易保护压力也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在若干新赛道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如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成为出口“新三样”、跨境电商规模在全球居于前列。

但也要注意到，一些国家针对“新三样”的贸易保护呼之欲出，新赛道上也面临调整和回防的任务。要提高产品渗透率，深挖新赛道在中国国内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空间；面向发达国家，要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