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伴随疫情在国际上的蔓延，全球供应链受到较大的冲击。对供应链可能出现的调整，要用科学的眼光加以看待，具体可从几个角度出发作初步分析：

一是中国外资来源地构成的角度。

中国是全世界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香港是中国内地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其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考虑到来自中国香港的外资中不少只是注册地在境外的中国资本，因而我们对外资的依赖比想象的要低。

美资所占的比例在过去10年整体上呈下行态势。相较于世界上很多经济体，中国并不特别依赖美资，美资比例下降也不是疫情发生之后才出现的现象。

不过，随着中国市场尤其是服务业领域走向深度开放，如果美国与中国能在贸易和投资协定上达成妥协，扩大在华美资规模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二是“再工业化”的空间角度。

与德国、日本相比，美国制造业的比例偏低，存在一定的“再工业化”空间。

但要认识到的是，发达国家稳定的制造业比例背后，反映了经济规律的作用。相关国家经历过多次经济、金融危机，制造业的比例却一直比较稳定。显然，“再工业化”并不是政府意志或者一次疫情能轻易改变的。

三是发展中国家承接制造业转移的角度。

作为中国的近邻，东盟是最有可能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的区域。其中，越南是一个具有指标观察价值的国家。

当前，越南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理论上处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制造业比例有一定程度提升是正常的。但现实中，越南制造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前后的V形发展路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越南自身条件对工业化的制约。

1990年以来，越南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但到2008年，越南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随后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越南的经济增长前景可期，但市场规模相对有限、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过快容易导致过热”。

东盟之外，印度的情况也值得关注。但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不同，印度的制造业比例从未超过20%，而是一个主要依赖服务业的经济体。总体来看，东盟国家和印度并不存在齐头并进式推进工业化的可能性。

反过来看中国：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3468美元，制造业比例达到峰值32.12%；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制造业比例仍然接近30%。可见，在供应链和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我们拥有较强的发展韧性。

四是出口扩张与进口替代的“两难”角度。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由于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一个国家不可能既从事出口扩张又从事进口替代。为了扩张出口，就需要把资源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出来，用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而为了替代进口，就需要把资源从出口扩张部门转移出来，用于“补短板”。这一有关发展战略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

当前，美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尝试“再工业化”，给经济学思考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课题：发达国家是否与发展中国家一样，不能同时发展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

研究显示，只要资源是稀缺的，“此消彼长”的逻辑就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如果试图“再工业化”，就需要把资源从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出来。

但要看到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源配置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涉及代表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代表传统产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这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替代，是非常不容易的。

五是大国和小国贸易政策差异的角度。

在国际贸易中，小国通常高度依赖全球贸易，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欧盟的雏形即煤钢共同体，除了法国、德国、意大利之外，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东盟也一样，主要由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等相对较小的经济体推动发展。

只要坚定地扩大“朋友圈”，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有广阔的空间。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亚洲近邻资本。在全球化面临退潮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政策聚焦到东亚、东南亚地区。

此外，应对疫情期间，欧盟在供应链方面没有“出格”的立场，我们和欧盟还正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扩大与欧盟的双向贸易与投资具有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