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励志，1924年9月生，台湾省台北人。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曾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台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专长世界经济理论、亚太地区经济等方向研究。发表论文《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等30余篇，出版《战后帝国主义经济》《战后日本经济》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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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郑励志以80岁的高龄光荣退休，

他始终在第一线关心、指导着学术研究工作，

奋战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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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与全国政协常委郑励志握手

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时，郑励志已32岁。1924年，他出生在台湾新北市的一户贫困家庭，自幼在日语环境中成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经由香港来到祖国大陆，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1956年，已经成家的郑励志，响应中国共产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此时经济学系刊物《世界经济文汇》创刊，订了上百种外国经济刊物。按当时规定，学生不能借阅相关刊物。但曾于日本留学的主编吴斐丹教授十分宽厚，看重他能读懂日文，特别允许他借阅刊物。在复旦浓郁的治学氛围里，他像海绵一样尽可能地汲取各类养分。

毕业后，他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任助教，开始了世界经济尤其日本经济的研究、教学生活。1964年2月，复旦大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示在全国率先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郑励志从经济学系调入该研究所。“文革”结束后，该所改名为世界经济研究所。

他曾担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80年代以来，他20余次访问日本参与研学、学术交流等活动，去过60余所大学，足迹踏遍日本各都道府县，在日本学界知己甚多。

80年代中期，郑励志受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嘱托，在多次访日期间筹备日本研究中心的建设。1990年7月2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创始人郑励志出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

在郑励志看来，复旦大学建立日本研究中心的宗旨，首先是学习当时快速发展的日本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推进经济现代化立一面镜子，同时也兼顾研究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中日关系及其演变。历经32载时节更替，日本研究中心以中日关系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全面开展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研究和交流，已成为中国领先、国际知名的日本研究机构。

在长期的教研经历中，郑励志还培养了一批从事日本研究、中日交流的高级人才，为增进中日友好、促进相互理解、密切中日关系作出了突出贡献。因其在中日交流中的卓绝成就，2004年和2015年，郑励志分别荣获“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和“日本国政府旭日中绶章”。

直至郑励志以80岁的高龄光荣退休，他始终在第一线关心、指导着学术研究工作，奋战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前沿。然而，他始终低调谦逊地看待自己的巨大贡献。郑励志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这一生其实没有什么成就，唯一我认为可以称作为我们国家做的贡献，便是我的股份制研究与在1977年影响了全国的讲话。”

“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1977年夏，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等单位计划在北京发起“全国世界经济研讨会”，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受邀参加。时任研究所所长余开祥教授指定郑励志同去。郑励志在自述中回忆道：“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把自己所知道的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快的情况告诉国人，以澄清一些不正确的说法及其对国家的误导。”

在会前筹备的3个月里，他想尽办法找来世界各国出版的历史统计文献，依据美、英、德、法、日、意、荷等15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871年以来100余年的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速度的统计资料，靠着仅有的一台破旧的手摇计算机，整理计算了上万个数据。这3个月里，他常常通宵达旦，在“嗡嗡”成群的蚊子里，只有一架“咕隆”“咕隆”的手摇计算机陪着他。艰苦付出之下，他最终得出一个笃定无疑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结论在当时的政治、舆论环境中是破天荒的。有同事看到他得出的“吓人”结论，好心劝告他不要贸然在会议上发表。但他始终觉得，“面对2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折腾，我不能昧着职业良心，不发表可能有益于国家的研究成果。”

1977年11月，“全国经济研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面对4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经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郑励志如实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在战后近30年的发展速度之高，实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所罕见。”在这篇报告中，他强调，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各国经济较快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积累，改变国民经济结构，并扩大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市场。

郑励志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全体与会者都静静地听着他的报告，并在结束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有好几位学术界的老领导、老前辈握着他的手感慨：“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了不起。”

此文后续改写为《试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刊登在《复旦学报》上，受日本主流刊物《世界经济评论》全文译载，编者说郑励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而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蒋学模评价，郑励志仅凭这篇论文就可以当教授。

翌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郑励志倍感鼓舞。同年6月，他于上海各区、县、大专院校等单位作《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报告，为广大干部、群众介绍国外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至同年11月，郑励志共完成30场报告，听众超过10000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最后一场讲座由解放日报社组织，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召开。三层楼、2000人的大场子，挤得满满当当的。在郑励志3小时不间断的讲话中，直到华灯初上，也没有人提前离场。“闭关自守太久了，大家脑子空空的，好像‘久旱逢甘霖’。”这动人的情景，至今仍常常浮现在郑励志眼前。这连续30场报告，被学者称为“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1979年10月，郑励志再次受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邀请到厦门参加“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讨论会”。这一会议的目的是组织全国专家、学者，讨论“亚洲四小龙”可供我国经济发展借鉴之处。郑励志回忆，会议开展并不顺利，不少学者收到“注意言辞”的告诫，纷纷改变了准备好的发言，“一个个言不由衷起来”。

当计委同志焦急地问向郑励志时，他当即回应：“我有不同意见！”一上讲台，他直抒胸臆：对20余年来的台湾经济发展，应该基本上予以肯定。引进外资和技术、大力开展加工出口贸易、开辟加工出口区等具体做法值得我国参考。原先发言时间限制在半小时内，但主持人力邀郑励志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发言。现场400余名听众鸦雀无声，一至发言完毕，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经此一事，与会专家、学者顿时鼓起勇气，讲起“真话”。后续，郑励志被告知，计委以其讲话为主向中央做了汇报。再往后，我国设立四大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激昂向前。

郑励志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只是把平时积累的知识在国家需要时贡献出来，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前，让闭关自守了几十年的国人恍然大悟：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最可贵的，就是敢于讲出来。”这位学术大家，始终热忱治学，以赤诚之报国信念、正直之浩然气魄，在我国改革开放路上，引领时代思潮，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先声。

文∣李大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