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进，艾静怡，刘芳.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基于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研究[J].经济研究,2020,55(09):106-121.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制度，估计了父代超过退休年龄对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父代在超过退休年龄之后与之前相比，子代生育概率显著提高大约6-9个百分点，说明子代会根据父代退休时间规划生育时间，以缓解生育和工作的矛盾。本文进一步发现父代超过退休年龄之后，提供的隔代照料时间明显增加，而且父代超过退休年龄对子代生育的效应在低教育程度父代群体中、工资收入较高的子代群体中和在社会托幼成本较高的地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效应也更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提高生育率也是重要的应对措施。本文研究表明，在当前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婴幼儿社会照料缺失环境下，这两方面的政策目标存在冲突，采用可选择的退休年龄政策可缓解这一冲突。

关键词：退休年龄；生育选择；隔代照料

延迟退休年龄是近年来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改革不仅会影响到临近退休一代人的劳动参与，还将对他们下一代（子代）产生影响、。许多国家都有祖父母照料孙子女的传统习俗，中国更是如此。尤其在我国女性生育机会成本高和社会托幼服务稀缺和昂贵的背景下，（外）祖父母已成为照料婴幼儿的重要力量。现有研究发现，在我国城镇地区，办理退休手续会使得祖父母照料孙子女的概率上升16-30个百分点（封进和韩旭，2017a）。另一方面，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1.49%，同年美国为55.74%，日本为50.50%。 因而我国女性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很高，面临生育和工作的两难选择。当代女性的生育年龄已逐渐推迟，实际初育年龄由1995年的24.36岁，上升到2012年的26.60岁（张银锋和侯佳伟，2016）。研究发现初育年龄越晚，总和生育率越低（王亚楠和钟甫宁，2015），在OECD国家也有类似的发现。在家庭（尤其是育龄女性）面临生育和工作矛盾时，她们的父母是否有时间提供隔代照料可能改变生育时间选择。本文通过构造家庭效用函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育决策，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子代生育选择与父代是否退休有关，父代超过退休年龄后，子代生育意愿增加。假说2：父代退休后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会增加。假说3：退休后再就业工资收入较高的父代，相对于再就业工资较低的父代，退休后其子代生育意愿增加较小，因而退休对子代生育影响较小。在实证策略上采用断点回归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考察父代超过退休年龄对子代生育行为的影响。发现父代超过退休年龄或办理退休手续对子代生育有积极的影响，基本结果显示子代的生育概率会由此提升约6-9个百分点，提升了约44%-61%，说明家庭代际时间转移在一定程度可缓解已婚女性生育和工作的两难境地。我们还进一步证实了父代超过退休年龄可增加其提供的隔代照料时间，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父代退休对子代生育选择的影响更大，同时对工资收入较高的子代生育决策影响更为明显，对社会托幼成本较高的地区女性生育决策影响更大，说明隔代照料可以帮助子代女性应对生育惩罚和高昂的育儿成本。文章对于综合考虑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和社会育儿政策具有政策含义。一方面我国退休年龄较早，从维持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和充分利用劳动力角度看，需要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适当鼓励生育也将是大势所趋。然而，在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和缺乏社会托幼服务的环境中，延迟退休可能会导致生育年龄进一步推迟，冲销生育政策的效果。文章对现有研究的贡献有三方面，第一，已有研究考察祖父母照料孙子女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Maurer-Fazio et al.，2011；邹红等，2018），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第二，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提供了外生的解释变量，可以解决退休年龄内生性问题。如果退休年龄可以选择，则父代很可能因为子代生育、需要照料孙子女而选择退休，由此出现反向因果的问题；或者有其他难以控制的变量同时影响子女的生育选择和父代对孙子女的照料。第三，本文关注父代退休年龄的影响具有更强的政策含义，我们选择了被退休制度覆盖的（外）祖父母样本，由此可对退休年龄政策做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