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2级校友魏尚进
“传承·创新·发展——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恢复建院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于2015年10月10日-11日举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出席首届复旦首经论坛并演讲。
魏尚进对下述问题进行讨论,一是对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判断,二是对风险的判断。为什么在中国要关心这样的问题?从国家角度出发,中国作为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需要了解各国尤其是周边各国、一带一路经过国家的机会和风险。从企业角度出发,它具有了解要“走出去”的国家的需求。从个人角度出发,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实现,可能也会有在全球规划资产的需要。
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比3月份预期有下调
亚洲开发银行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是除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之外的亚洲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地区国家。其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率的判断是5.8%,而国内的预测是今年增长5.8%,明年增长6.0%。这个成绩和往年相比有明显的下滑,主要原因有两大方面。第一,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第一、第二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都低于预期。第二,美国、日本、欧洲经济都没有恢复到应有的增长速度,亚洲很多国家尤其是东北亚、东南亚等都是高度开放的,所以其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尽管经济速度有下调,从全球范围来看,亚洲仍是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分别是当今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的单国经济增量贡献国,其占世界GDP增量比重分别是34%、15%,高于美国的13%。
亚洲之内各地区增长表现有差异。如在东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导,今年预测是6.0%;南亚诸国,主要是以印度占大头,今年预测是6.9%;东南亚十国的预测是4.4%。东亚、东南亚国家,通过全球产业链和地区产业链,和中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联系属于上游,比如蒙古,其主要产品矿产品主要输出中国,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化及其造成的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其有很大影响。即使是韩国和日本,由于其增加值出口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和中国的增加值捆绑在一起,所以中国的变化对它们有很大影响。南亚多半国家和中国通过产业链联系起来的情况,现在还不是很强。
中国经济速度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调整对其中部分国家可能是有利的,如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中国是第一,但中国在缓慢全面退出低档纺织品出口,甚至有一部分中档纺织品出口也要退出,孟加拉因此能慢慢获得中国退出的市场。当然还有很多国家,可能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其增长速度反而会有提高。西亚、中亚很多国家的预测经济增速低达3.3%,这和中国间接有关。因为其多半国家是资源输出国,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对它们的经济有很大打击,所以哈萨克斯坦向某些国际组织申请紧急援助。
印度是亚洲第二大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是7.4%,高于中国。但是相对于政府在年初的预测调低,也由两大原因造成。一是印度政府热衷改革,一年前上来就提出很多改革措施,希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很难落实,印度的政治体制使得很多结构性改革措施的贯彻迟于预期。第二,印度是服务业出口大国,尤其是出口到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经济的相对疲软,对印度也有负面影响。
印尼是第三大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只有4.9%。印尼政府也热衷于改革,虽然总统去年上台时就说要改善投资环境,而且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很重要,但是他们有他们版本的“铁公鸡”。尽管政府把基础设施投资的预算增加了一倍,但是很难贯彻,从1月份到8月份,实际只做了10%。印尼政府希望提高改革的效率,希望提高公共支出增长速度,如果这样做的话,明年的增长可能有望改善。
亚洲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国家当然是中国,其GDP在整个地区占比一半左右。中国现在经济增速远低于前,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结构性因素,导致了所谓的“新常态”;另一些是非结构性因素,它造成了对新常态增长速度和模式的偏离。新常态的增长速度和框架可以用两大因素来定义。
一是人口因素。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初一直到四年前左右,出生的孩子比自然出生少,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工作年龄人口相对于非工作年龄人口异常高,这对GDP增长有积极作用。但从四年前开始形势出现逆转,过去出生的人口比较少,劳动力大军也比较低,而这些人的祖父母年龄增长,这种状况会持续很长时间。即使是现在计划生育开放之后,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来改变这种情况。就业人口以每年0.3%的速度下降,本身就会造成GDP大约以每年0.18%的速度下降。
第二个因素关于基本面。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收入增长非常快,劳工成本增长也非常快。收入增长快对挣钱的人是好事,但同时也表明中国曾经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的行业,今天竞争力不行,成本比很多国家高,现在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要低很多。 对于有些人提到的结构改变造成经济下滑,这主要是前两个结构因素造成的结果,而不能成为第三个独立的原因。还有很多非结构性因素,也会影响具体的增长速度,比如现在由于国际经济环境还没有恢复到顶峰时期,日本、美国的增长都不如人意,这对中国也会有影响,但这不是结构性因素,完全可以逆转。还有一些政策改革,如果没有完全到位,也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也是可以通过改革来改变的。
关注资本流出与汇率波动风险
现在特别受关注的有两大风险,一是资本流出,二是汇率的波动。
第一个风险是资本流出。去年年初开始,很多国际跨境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出,尤其是返回美国。这和美联储多次谈到加息有关。美联储一旦加息,相对的资产报酬率就会发生变化。资本流出对那些依赖国际资本来发展的国家会造成很大的挑战,尤其是给其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操作带来两难处境,一方面美联储有加息压力,因为如果不加息,很多资本包括国内储蓄都会从国内流出。但另一方面如果本国经济相对疲软,则应该放松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这就要求降息。所以这两方面产生了矛盾,给央行的政策选择带来了两难。
第一,如果把跨境资本分解为几个部分,有直接投资,有跨境间接投资。本国企业在海外借钱,本国企业在海外发债券,从海外银行借钱,或者是国外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等在本国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投资,这都是跨境资本的种类。细分以后,就会发现资本回流主要是发生在间接投资,即非FDI的部分。如果要了解对加息对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就要回到跨境资本的结构,如果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话,比如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美元加息的现象相对敏感性会少一些,但是反之如果这个国家吸引外资是以其他形式,比如印度、印尼,资本外逃会严重很多。
第二,资本账户的管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金融稳定作用。原则上说,如果这个国家设计、执行了宏观或微观的审慎政策的话,可以通过其他非资本账户管理办法,识别、控制风险。但经验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因此,它们的资本账户就有过早开放的风险,其表现形式是,下一次再有波动的话,可能会出现资本大量外流,从而会宏观经济造成冲击。
第二个风险是货币贬值,在过去两年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货币相对美元贬值,这当然和美元加息的讨论有一部分联系。美元加息后更可能会坚挺,从而造成别国货币贬值。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国家的企业由于低利息率借了很多外币债,尤其是美元债。即使在管制很高的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国内当时有一个很通行的做法叫做内保外贷,实际上用美元借钱的形式,半规避资本账户管制。当然在印度、印尼这样没有资本账户管制的国家,这种现象就更多了。而货币贬值造成了很大的偿债压力。有很多国家,因为企业在过去一两年里积累了很多外币债务,出现了经济危机。以一个国家总的债务相对于外币总资产的比来衡量,很多国家的外债已经超过了外币资产,其中包括斯里兰卡、印尼。尤其需要关心的是短期外债,尤其是一年或一年内到期的外债,用它和最有流动性的外币资产之比这个指标来看,绝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有足够的外汇资产偿还外债,所以近期内看不到有非常严重的外债危机,或者由外部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另外一个是老挝,老挝的短期债务比较高,需要通过改革,积累外汇资产或降低外币的债务,来控制风险。
宏观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所有情况,微观情况也很重要,某亚洲国家,虽然宏观数据外汇储备和外币资产都很多,但其借外债的企业非常集中,所以一旦汇率再次波动,这些企业将面临破产危机。另外,这些企业又集中从某几个银行借债。所一旦它们出问题,就会连累国家的几个大银行,所以债务的集中性这些微观信息也需要考虑进来。
总而言之,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比3月份预期有下调,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印度经济下调,第二是外部环境因素。中国的两大结构性因素造成经济速度应逐渐下调,但亚洲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印尼、越南、缅甸,它们可以通过改革,发挥廉价的劳动力和比较优势,其增长速度完全可以往上走一个阶梯,从而抵消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给亚洲带来的影响。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越南、孟加拉的经济,都是在往上走的。越南在吸引外资上做了很多努力,其是少数几个出口增长率上升的国家之一。越南在十年前不出口手机,今天它的出口总量比十年前大很多倍,出口手机的速度从0%变成了3%。所以很多这样的国家需要政策改革,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来降低工资之外的其他生产成本,发挥比较优势。很多国家在做这样的努力,如果这些努力成功的话,未来整个亚洲经济的增长还仍有可能保持中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