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3日，由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和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全球校友会联合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等单位参与协办的第三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办。在下午的首席经济学家、特邀业界嘉宾头脑风暴会上，14位金融证券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投资人及企业领袖带来三场精彩的头脑风暴。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头脑风暴会Ⅰ：

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

下午第一场圆桌会议中，与会嘉宾就我国“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场嘉宾包括，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博海资本投资总监兼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平安科技高级经理、平安宏观经济研究院（筹）首席分析师李想，孙明春担任本场圆桌会议主持人。

讨论

01

对标普、穆迪给中国下调评级的看法

沈建光认为两大评级机构虽然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提出疑问，但是下调评级的决定是滞后的，对于金融安全问题，中国政府是非常重视的。一方面，他认为中国金融安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过去两年都把去杠杆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任务，但是杠杆却越来越高；第二，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我们去杠杆的同时又要去库存，还要去产能，同时还要保增长、补短板。政府在多重目标中要有取舍，如果把经济增长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那去产能就比较困难。因为去产能意味着要降低信贷和投资，这肯定是对经济增长不利的，结果就是杠杆率越来越高。但是另一方面，沈建光认为中国今年的金融风险其实比去年大大降低了，如果评级机构去年提及，其实市场的重视程度会极大的提高，去年中国经济下行，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同时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资本外流压力，而且房地产库存又这么高，同时债务又在增加，那时候其实是更危险的时候。现在下调评级反而已经是中国经济比较高速增长的阶段，而且人民币已经过了贬值期，现在兑美元至少是企稳甚至有所升值的，资本流出变成7个月，外汇也储备在上升，所以评级机构此时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是缺乏前瞻性的。同时他也提出中国如何真正的去杠杆是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去掉杠杆，金融风险就会极大的降低。

邓海清认为标普、穆迪的评级就是西方这一套体系的评级标准，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存在对与错之分，同样也不能说我们财政部的决定错了，因为对与错投资者自己会判断。并表示中国最大的危机，不是我们看到金融危机、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恰恰相反，在转型国家最大的危机是不敢创新，管制加强后经济体的活力开始消失，这种窒息才是转型国家包括计划经济国家最可怕的事情。他提出：“我们的危机表现方式，跟美国、日本等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同，当大家看到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都讲金融稳定，而不讲金融创新，我觉得金融体系的问题和麻烦才是真正到来的时候。”

伍戈认为下调我国信用评级这个问题战略上可以蔑视，但是在战术上确实得慎重，因为客观上讲，几大评级公司评级的变化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融资成本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关于金融风险，伍戈表示中国过去几年并不是没有出现大的金融风险，而是中国很多事情都是隐性的，比如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四大行技术性破产，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家商业银行破产，后来通过国家的注资解决危机，这在国外的报表已经显示技术破产了，这算不算危机？过去几年中，我国有很多融资平台还不起债，开始进行所谓的债券置换，这算不算一种由财政引发的金融危机？还有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汇率大幅度贬值，甚至老百姓有很强烈的贬值预期，这算不算一种危机的征兆？他认为事实上，在西方经典的案例中这都属于危机的一些征兆，只不过我们处理方式可能比较隐性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永远不会有金融危机，至少没有显性的金融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效率没有被降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的福利没有损失。看金融危机，还得要区分显性和隐性。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他表示“光看金融风险，还不如关心金融去杠杆后真正的资金流向。现在看到的趋势是，第一，房地产资金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第二，很大一部分直接融资受到抑制，上半年债券根本发不出来。资金重回银行表内是一个好事，但是从利率市场化推进角度来讲，我们辛辛苦苦发展多年的直接融资，实际上在这一轮金融去杠杆后，开始完全转到商业银行表内，未来是否反而会有更大的风险，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事情。”

李想认为任何一个指数的变化都有可能对经济产生很大的扰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数据和我们实际的感受，其实有非常大的偏离度。除了经济周期，甚至宏观指数周期以外，我们可能还有情绪上的周期，比如在对公领域，一线经理基本已经不敢放贷了，整个压力都非常大，并且现在到底是V字底还是L字底，大家都不知道。这和我们看到的经济指标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和冲击。因此，他认为整个市场的信心和情绪指数可能是他在宏观指标以外重点考虑的事情。

讨论

02

债市、股市、银行和消费金融的风险问题

沈建光从汇率角度来谈了谈中国股市风险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去年在人民币的保卫战当中，用非市场化的资本管制等各种各样的手段稳住了汇率，这一点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十分重要；另外，人民币兑欧元在贬值，兑美元在升值，这是让我们比较舒服的地方。同时我们给全世界的印象是人民币是一个坚挺的货币，人民币其实根本不需要贬值，完全可以顶得住，甚至可以企稳，这对股市是很大的利好，这对我们债市也是有利的，吸引全球的投资，增加中国资产的吸引力。沈建光认为从政府角度来说，去年人民币保卫战其实打得非常漂亮，现在人民币汇率节节攀升，很多措施至少防范了最直接、最危险的金融动荡根源，才使我们有一个比较平稳的金融环境。

邓海清阐述了对于中国债券市场风险的看法，他认为去年“债灾”过后，今年债券市场先苦后甜，债券市场的调整，包括所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都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中国监管或者是行政干预越小的地方，越是冒泡沫的地方。债券市场在2016年出现债灾，一方面拜中国央行的超级宽松所赐，这种情况下又加强监管，问题迅速扩大化导致市场剧烈波动。今年上半年4月份债券市场暴跌，也是去年加杠杆给钱，现在去杠杆把钱收回去，根本没有契约精神，很多危机根源都是行政干预太深；第二，中国政府的资源确实非常强大，有风险的时候基本是从左口袋到右口袋，很好调节，最后不会导致资产负债表崩溃，所以中国经济很有韧性，对中国的金融系统风险来讲，债券市场的风险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有关银行风险，伍戈认为以前研究债务周期或者银行的不良率的周期，很大程度上只会研究总需求的变化。但是最近这一轮周期确实深刻感受到总供给方面的变化，我们感觉供给面确实发生很大的扰动。比如过去看经济我们看价格，如果CPI和PPI走高可能经济体过热，如果CPI和PPI走低可能经济过冷。而且价格与我们所算出的产出缺口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但是现在通过传统的CPI和 PPI很难判断经济周期的真实情况，如果经济周期未来看不清楚，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及其演进。但是扰动归扰动，改变不了趋势。我们现在看到几个重要的总需求引擎，随着利率上升，棚户区改造减弱，包括农业减弱，我们感觉到房地产趋缓。从OECD的指标而言，汇率的贬值得到遏制，最近几个月都在升值，不仅是双边汇率，有效汇率也有所体现。另外从汽车消费来看，前期由于消费刺激确实增长很猛，但是我们看到边际动能也在趋缓。所以说，供给侧改革是痛苦的，2015年宏观方面进行了货币刺激，包括广义财政赤字的刺激，实际上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很强的动能，但是这个糖味会很快消失，而苦消散得慢，所以他表示明年上半年如果经济确实感觉到苦，我希望宏观决策者能够更有定力，因为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韧性确实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中国银行的不良率，还会边际提升。

有关消费金融方面，李想表示消费金融说到底只有一点，风险永远和它的利息是挂钩的。他认为随着客群越分越细，客群整体的恶化目前看来是一个趋势。总体来看，好的客群是暂时没有问题的，并且是未来最巨大的一个风口。但是如果有一些机构，或者有一些投资者，他们针对的就是细分，蛋糕，好的那一块已经被吃掉了，越切越切，你愿意吃比较差的蛋糕，风险是巨大的，并且可以预期未来一到三年之内，可能会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圆桌讨论Ⅱ：

深度城市化与房地产业未来

在下午的第二场题为“深度城市化与房地产业未来”的首席、嘉宾头脑风暴会中，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乃奋、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等人深入分析了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并针对房地产产业未来的布局和投资建言。邵宇担任本场圆桌会议的主持人。

讨论

01

对中国整体未来的房地产走势怎么看？

林采宜表示不太看好房地产业的未来发展空间，有几方面原因：第一，相比从前，买房的人口基数不同，即使同样的人口基数，人口对于房子的需求也不同。因为，过去十五年是60后，70后，还有少量的80初在买房子，今后十年是90后，00后，他们的人口基数和60后相比，差了多少？差了差不多一倍，至少减少40%。人口基数不一样，房子是用来住的，我们60后、70后出来的人，没有父母给我们房子，我们都要白手起家，去买房子。现在很多90后，有父母的房子；第二，收入方面考虑，如今收入增长速度很快，未来十年人会比房值钱。现在中国家庭户均1.05套，如果到2020年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房多人少，尤其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劳动力少。未来的房地产，供求关系如果没有心理上的投资性、预备性的需求做支撑，它撑不了多长时间，撑不了这个价位；第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现在的财富分配是不正常的，她以自己在银行做路演的经验为例，表示现在很多有几千万资产的客户都是拆迁户，所以对于大学毕业生，再努力，再优秀，没有上一代的资助根本买不起房子。她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根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不正常最后都会变成正常，所以不要着急买房子。

俞乃奋认为中国的房价会基本稳定，主要的原因有：第一，中国的整个房地产供应是一个强控制体系，从土地的供应到城市的规划，都是政府强烈控制，政府不让它跌下来；第二，中国未来房地产投资的机会，就在结构性的变化当中。目前在上海，最繁华的地区，陆家嘴的住宅价格是商业地产的三倍。办公室比住宅便宜，差不多是住宅的40%到50%。而商场，比这个还便宜，这是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价格体系。中国工业用地、农业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价格也是惊人的不同。上海郊区的一个市场化的工业用地，一亩地价格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但是同样地段隔壁，住宅用地是两千万以上，所以这个结构性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第三，认同采宜的观点，并建议90后、00后去租房子，这个可能效果更好。

赵扬认为关于房地产的发展趋势，除了大家关心的房价，还有一个量的问题。从量的角度来看未来五年，房地产的销售和投资是一个逐渐放慢的过程。有可能会像日本1974年到1985年所经历的那十年。很多人把中国的房地产和日本90年代初相比，说我们的房价泡沫非常大，是不是会出现崩盘的局面？但是其实如果看一些比较详细的指标，包括我们的人均GDP，包括我们的城镇化率，包括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这方面的一些指标来看，其实非常像日本在1974年所经历的一次房地产的调整，那一轮的调整，体现为什么？房价基本趋稳，房价没有出现大跌，但是投资和销售，出现了长期的滞缓状态。另外，从住房投资的回报率角度看，现在大部分城市的租金回报率只有1%左右。好一点的话大概能够到2%，差一点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厦门1%都不到。这样一种非常低回报的资产，即使加杠杆去买，杠杆成本基本5%左右，房贷利率5%左右，这投资并不是特别值得。

胡伟俊认为中国短期房地产不会发生泡沫，也不会有很大的危机。但是房地产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风险。人类历史五千年，最大的风险是两个，一个是经济不增长，一个是不平等上升。历史上不平等上升到一定程度，都是悲剧的灾难结束。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房地产如果做得不好，第一，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因为它导致土地在空间上错配，最后导致人口在空间上错配；第二，不平等上升，最主要的不是收入不平等，而是财富不平等。过去二三十年你住在上海，跟住在浦东、江苏内地城市，收入会有差别，但不会差太大，关键是你住的房子差太多了。或者说代际之间，比如说60后跟90后，可能90后一开始工资比60后高多了，但是60后有房子，那肯定会导致不平等上升很多，所以这是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本质上是土地空间错配的问题。

讨论

02

政府调控（特别是租售同权）、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关系

林采宜认为土地财政有两种，卖地是一种，征收房地产税也是一种。可持续的土地财政主要在房地产税上面，就如同房地产市场悬着的一把剑。第二个，有关农村的小产权房可以租。从可以租到可以售之间，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如果说小产权房，包括农村土地是可以流转的，不仅仅可以租赁，那么将来意味着另一把剑。如果农村土地可以流转销售，所有权可以转让的话，我觉得整个供给市场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这也是土地财政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所以，她认为总结下来，一个是土地流转制度的改变，一个是房产税，这是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就像两把剑，政府随时可以掏出来。

有关租售同权，林采宜认为这并未根本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并表示自己一直很反对学区房。学区房就是把你该付给学校的钱付给了房东，相当于应该投资于教育的钱，没有给学校，没有给老师，没有用来改善学校的设施，都用来改善房东的收入了。她认为，学区房是中国现有教育体制的畸形跟房地产畸形构成的奇怪的组合，凡是不合理的东西，最后都会消失。房地产的上涨，包括学区房的值钱，这种财务分配的结果是社会奖励不劳而获的人。

俞乃奋认为在整个城市的规划当中，我们规定了住宅产品、办公产品和商业零售产品，其中结构性的调整其实是非常僵化的，这也造成了很多产品之间不能互相的替代。不同的产品由于政府价格的强约束，造成房地产行业内部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导致房地产价格僵化。

赵扬认为中国的超级房地产周期可能正在接近上涨的尾声。特别是在过去两三年，又有一波大幅上涨以后。现在看住宅的投资价值，其实已经不是特别大了。但是房价出现大跌的可能性也不是非常大。还有所谓房产税，他认为如果目前推房产税可能对房价有负面影响。

胡伟俊认为任何经济问题，都可以分成两个角度看，一个是周期性的角度，一个是结构性的角度。2015年股灾以后，中国政府房地产政策慢慢放松，后面开始上升周期。这一轮上涨跟房地产、出口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去产能有作用，更多在分饼，这个饼更多得分给谁。上游的利润上升很多，下游的利润也在上升，把饼做大了，所以大家分得的份额才会更大，现在房地产这一轮上升周期可能到尾声，每年可能会往下走。

讨论

03

城市化背景下，房地产下一步的布局和投资建议

林采宜认为社会服务目前在中国是一个短板，我们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很弱，房地产商将来在房地产开发的时候如果能够基于物业管理，那么共享深度可以走得很远，未来的房地产商应该是城市改造，让我们现有空间的房子更加环保，更加绿化，居住的空间更加人性。房地产未来重点应放在服务上，空间相当大。

俞乃奋认为投资房地产，要投资一线城市，而且要投资超大型城市。假如你决定要买房子，刚刚说这有一点像奢侈品的感觉，全世界都一样，在纽约，在旧金山，你买自有住房比REITs总是高35%以上，因为个人有爱好，有情绪在里面。另外，如果觉得租售比的差距实在不能接受，建议租房子，但同时投资一个REITs或类REITs的东西，这样既住得比较舒服，又可以享受到未来房地产发展的优势。

赵扬表示在买房子的区域选择上，可以考虑纽约、伦敦这样的城市。因为房子有一点像是一个奢侈品，租金回报率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如果让租金跟上房价的上涨，那对经济的打击会非常大。所以，局面比较尴尬。想要买房子，因为希望长期要抵御通胀，那你只能买在相对流动性比较好的，大家都愿意有成交量的地方，可能就是一线城市然后又比较核心的地方。当然房型的选择也可以考虑流动性的问题，地铁口，小户型，可能流动性更好一些。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圆桌讨论Ⅲ：

新经济与创新发展

下午第三场圆桌会议主题为“新经济与创新发展”中，与会嘉宾就我国未来经济创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场嘉宾包括，雄牛资本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及主管合伙人李绪富、金沙江创业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啸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德同资本合伙人张乐、飞马旅CEO&飞马资本合伙人钱倩。蒋昌建担任本场圆桌会议主持人。

讨论

01

最近看好的一个与新经济有关的项目是什么？

朱啸虎对自己投资的ofo共享单车市场阐述了观点，他认为目前共享单车市场变动基本已经结束，市场格局基本已经明朗，基本就两家，这两家市场份额占了95%。但即使只有两家，如果要盈利，只有合并一家的时候，才可以盈利，谁并谁，对资本来说不重要，这只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并表示：“三八线是谈不了和平的，只有打到三六线，甚至三七线才可以谈到和平。”

张乐表示最近看好的是在西部的一个医疗企业，这与公司本身的布局也有关系。对于德同来讲，从2010年就开始布局西部市场，也就是西三角经济区，重庆、成都、西安，分别锁定了本地团队和当地落地的团队。加上医疗行业的发展，对于整个老百姓的身体健康非常有重要性的。并表示这个企业基础非常好，立足于西南片区，面向全国。未来五年，企业肯定有一个资本市场上市的规划。在未来的三年到五年，我们帮企业会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跨境并购。

李绪富认为新经济首先体现在新的基础设施，过去三十年，我们有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旧设施。但是过去十年，以投资人对ICT领域的投资又形成了一定的虚拟性的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下，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各种智能终端及其应用为代表的虚拟性的基础设施，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个新的基础设施之上，我们的产业组织形式，运行形式和供应链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根本性的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以过去的传统经济，超大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已经被以平台为核心的产业聚集，产业生态所取代。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些平台，我们利用平台所产生的数据，产生的聚合效应，产生的要素的聚集，对供应链进行重新构造，然后又产生了新的供应链结构。京东也好，阿里也好，本质上是一个供应链组织形式；第二，几乎所有的行业，除了京东和阿里以外的线下的很多供应链，也在重构。这个重构会给整体的运行效率带来极大的提高；第三，在此基础上，产生很多边缘创新。边缘创新的话，你说蚂蚁金融也好，京东金融也好，甚至摩拜也好，都是边缘创新的结果。所以如果说要投资什么，公司就围绕着新的基础设施，新的平台，新的供应链结构，新的边缘创新的一些东西，进行布局。

钱倩表示飞马旅孵化支持青年创业，而且鼓励青年激活创业的思路。公司在去年投了26个项目，前年有15个项目，但是今年真正能够投出去的不超过5个。所以说是一段并不太好过的日子。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做那么多的市场活动，做很多的讲座、培训，真的是希望创业者整个的创业水准提高，我们想帮他拓宽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些视野。所以过去两年中，我们比较成功，总结出来就是一种文化驱动的消费升级，另一个是更加年轻一点的消费，所谓次元的，跟年龄舆论相关的。事实上做早期投资，真的非常难以判断一个具体的项目。但对大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跟研究，公司是认为年轻的娱乐跟消费是跟教育有关的。飞马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达达少儿英语，两年时间，有20倍的增长。这个市场非常大，中国人对小孩儿学习英语的热情，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和想像。这个团队非常靠谱，接地气，所以它变成一个成长非常快的团队。因此，飞马旅坚定不移地看好娱乐跟教育这两大领域里面的一些项目。

讨论

02

对于人工智能在投资的领域的火热现象如何看待？公司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否有布局？

朱啸虎表示互联网的趋势一般很难预测，但是大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过去十年就是移动互联网；未来十年，很明显的就是人工智能。过去十年，公司一直讲移动优先的趋势，做任何事情都要先移动。未来十年，任何一个创业企业做新经济的创业企业，如果团队里面没有人工智能的专家，这个团队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未来十年是人工智能优先的一个大时代。人工智能之所以这么火，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深度学习领域的突破，可以把学习大大提高，把人工智能结果的精确度，达到和人的识别度差不多，包括像语音识别，像文字的识别，翻译，基本上能和人本身能力的极限达到基本相当的水平；另一个就是硬件的提升，数据的提升，大数据的量的积累，使得人工智能可行，这两个都很重要。公司也在这一块有布局，已经投了两家企业。

李绪富也认为人工智能之所以在这个时点出现，它不是偶然的。他认为人工智能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数据，你必须要有大量的数据积累。因为我们这些年，互联网对中国的渗透率越来越深，数据积累越来越多，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现象；第二个，数据的分析，也就是深度学习；第三个，应用，在数据积累的基础之上，对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然后再对它进行拓展应用。因此人工智能在这个时点出现，不是偶然。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人工智能未来在所有的领域，都会产生革命的应用。第三个判断，在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大市值公司，我们要看一看。哪一个时点，是不是这个时点，我们布局的公司是否可以成为大市值公司。

张乐对人工智能火爆是一个必然现象表示同意。他也同样提供了三个角度：第一个就是大数据的出现，毕竟随着智能硬件的普及，导致了整个流量入口趋于扁平化，不像原来的线上。所以大家在讨论，把所有万物互联起来。所以大数据的产生，把人工智能很老的概念催热了；第二点，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的算法，人工智能是模仿人的大脑去学习和计算，以及推理。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专家团队开始研究，所以这个算法的成熟，也是第二道催热的因素；第三个来讲，更底层的。其实更底层的是来自于你的技术和能力，随着技术的增大，计算越来越海量，你如果计算跟不上，就白费了，所以芯片的计算能力非常重要。恰巧在整个芯片的发展过程当中，目前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所以这三个要素看起来，都已经趋于成熟，所以人工智能一下子又起来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必然的趋势。

钱倩认为人工智能极大的提升了产能效率，缩小了人工的投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基础的征信是以数据为本。我们看很多图像处理，我们看了一家背后的人工智能修图，不用人工。我们看到的是应用领域有可能爆发的强烈、但同时又符合新消费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所谓的产业也好，或者是技术。同时也表示了忧虑：“当人工智能把这些劳动力替代之后，你们更多休闲和消遣的时候，你们都是在干嘛？”表示更关心的是大家人工智能之后的世界。

讨论

03

对希望投入到新经济中来的年轻创业者，有什么建议？

钱倩鼓励大家想做就做，没有想通，也可以做，要么基于一种冲动，要么基于一种想像，或者基于某种模仿，开始起步的时候，从哪一个地方进入都是OK的，但是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衡量一下，自己适不适合创业，重要的是有没有承受挫折的能力，有没有纠错的能力，有没有快速学习的能力，说服你的合伙人和投资人把钱给他，就像啸虎，张旭豪，滴滴那一帮人，都是这样一群人。刚开始，有五个点，你想到，一个、两个点，就可以做。做的过程当中，你找到了合伙人，找到了伙伴，找到投资人，这个要素就会慢慢的累计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张乐认为理性角度来说，双创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他表示年轻人立足想去创业，想去尝试新东西，这个勇气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做之前，可能真的要很好的权衡一下自己各方面挫折的承受能力。

李绪富谈到：“找到你的使命感，找到你所喜欢的东西，发自内心喜欢的东西，不管它是新经济还是旧经济。”并表示其实没有新经济和旧经济之分，新经济也会变成旧经济。旧经济，在新的基础设施，在新的方式改造之下，它也会焕发新青春。另外还给出建议：别探热潮，因为这些年从2010年2011年的团购风潮，到2012，2013年，京东成功以后，有那么多垂直电商，现在回过头来看，没有几家团购和垂直电商活过来。另外他说到：“创业是九死一生，创业必须要有企业家特质，企业家精神。创业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极其稀缺的，先掂量掂量自己的。”

朱啸虎通过分享几组数据给出了建议：第一组数据，每年差不多有一百万到两百万的创业企业，当年成立。当中能够拿到风险投资的只有一千家，最后可能成为十亿美金以上的企业只有四五到家，确实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十年，我们只投了两家大型创业企业，一家是饿了么，另一家是OFO。这两个创业企业，切入点很小。做饿了么是因为他们同学在寝室里，没有人下去打饭，都希望让别人打饭，自己玩游戏，看书，所以想做一个外卖网站。OFO是因为创始人在学校里面被偷了三辆自行车，很痛苦，所以想做共享自行车，这些切入点很小，但是这些点都很痛。创业不要追求大的帽子，大的概念，从你身边的痛点，从你身边的问题出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组数据，中国新经济从GDP角度只占中国GDP7%，零售占20%左右。但是过去五年，中国新经济的年化增长率是32%，中国整体GDP的增长率在7%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年以后，中国互联网GDP会占到整体GDP至少30%以上。所以，对于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说，怎么选择你未来的方向，非常非常重要。我可以讲，滴滴CEO程维，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做洗脚城董事长的助理，他做了两年，他觉得没有意思，他认为未来就是互联网。他主动找阿里巴巴，去面试，上门面试，从最底层消费者做起，从这个角度切进互联网，十年以后，天翻地覆的变化。

整理/周杨 硕士（复旦经院世界经济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