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环境问题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危机和环境灾害频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采纳可持续发展概念，并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中国同样面临着环境与发展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既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2007年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CO2）排放国家，2013年以来又成为全球雾霾浓度最高的国家。如今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都遇到了天花板，从2012年开始中国GDP增长率已经跌破8%，而接二连三的环境灾害事件也在倒逼中国降低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排放。自从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以来，学界更多地从经济视角来解读目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其背后新的驱动因素，论述中国环境问题新常态的文献还比较少，特别对目前中国环境与增长问题恰好叠加在一起的新常态论述更少。对于环境与增长这样一个在上个世纪70年度已经产生的旧问题来说，它的新常态是什么？尤其对于经济体量巨大，环境问题严重，而且仍旧处于可观增长中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本文尝试论述中国目前环境与经济问题的新旧常态之特征；同时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和预测不同的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厘清政策误区，提出新常态下助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发展的合理环境政策。

一、环境问题与增长极限：新旧常态之不同特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能源资源使用空间和生态环境承载空间相对较大，可以通过能源和资源的粗放式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并容忍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但这种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可避免要碰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红线”，注定不可持续。特别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随着土地快速城镇化、再次重化工业化和经济的急剧扩张，能源和资源消耗巨大，大气、水资源和土壤覆被污染触目惊心。首先看图1所示的中国经济增长图。中国经济在80年代初的GDP总量不足0.5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已达到近41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为1980年的89倍。然而，三十多年来两位数的高增长目前已不可为继，如图所示，2012年中国的GDP增长率首次跌破8%，2013年7.7%，2014年7.3%，2015年全年GDP增速估计只有7.0%，将创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增速下行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能源资源等要素驱动力的减弱以及环境污染空间的消失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动因。

      再看中国目前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环境污染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两个方面。以大气环境污染为例，自从2013年1月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连续高浓度大气霾污染以来，雾霾污染问题一直困扰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挥之不去。根据环保部公布数据，2014年京津冀13个地级或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只有156天，长三角25个地级或以上城市有24个的PM2.5浓度超标。2015年11月，东北三省多城市更是出现长达半个多月的严重雾霾，沈阳市PM2.5浓度一度达到1155微克/立方米，局部地区突破1400微克/立方米。而北京市的PM2.5浓度在2015年11月底也达到1000微克/立方米，进入12月以来，不到半月时间已经两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上海市2015年12月也两次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AQI一度高达268。我们的雾霾本源核算研究显示，京津冀和长三角PM2.5排放增长中，工业部门的耗煤贡献分别高达33.8%和36.6%，为第一大排放源，紧随其后的才是生活耗煤、汽车尾气和建筑扬尘等。京津冀地区雾霾比较严重的两个城市邯郸市和唐山市，2013年PM2.5年均浓度高达139和115微克/立方米，这两个城市的重工业比重都高达76%和72%，充分显示出大气霾污染与经济结构之间的紧密关联。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样增长迅猛。如图2所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在1980年只有14亿吨，2003年以来伴随着再次重化工业化急剧飙升，2007年已高达70亿吨，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占全球排放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近两倍。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虽然一直在下降，但其绝对数值仍然远高于美国和欧盟，显示出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特征（陈诗一，2009）。已有研究显示，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是以煤炭驱动的重化工业部门。而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峰会宣布的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预示着2030年将成为中国重化工业化阶段结束和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最后时间点。中国人均GDP已于2010年达到6000美元左右，已经迈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随着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必然越来越高，近年来频发的环境群体事件也表明，环境污染问题处理不当，极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因素。可以说，中国以环境污染高排放为代价换取经济粗放式高增长的“双高”旧常态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必须代之以经济从高增长降低到中高速增长以换取环境污染排放增速同时降低的“双降”新常态，当然，排放和经济的总量还会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增加，在短时间内增量还将十分客观，这个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新常态将一直持续到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中国环境污染排放总体上达到峰值的时候，此后，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将脱钩，环境与发展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

二、环境治理一定会导致经济减速吗？

环境污染排放增速降低与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保持是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但却不是自发实现的，必须通过执行严格的环境政策和切实的经济转型来实现。而节能减排又不可避免会消耗本来用于产出的有限资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很多人将经济增长减速归咎于环境治理或认为环境保护会影响经济增长。事实上，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也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Porter假说认为高能耗高排放被看作是某种形式资源无效使用的信号，而环境治理就是要尽可能去帮助厂商识别和去除这种生产无效性。因此，环境治理能够带来环境质量和产出（和生产率）同时提高的双赢机会；而另一些研究者对此则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本挑战，他们反问，为什么企业自己不能够看到这种双赢机会呢？如果存在这样的双赢机会，就不需要由政府额外对企业施加节能减排成本。为了验证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设计了如图3所示的不同的环境污染减排路径，我们相信，未来不同的减排路径方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

      具体而言，我们设计了9种二氧化碳减排路径以评估不同路径下的减排规制对2011-2050年中国工业分行业潜在产出和生产率的不同影响，并寻找能够达到中国工业双赢发展的最优减排路径。其中，前三种减排路径属于相对减排。2009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提出，到2020年中国相对于2005年降低二氧化碳强度40%-45%。为此，我们设定了与此相匹配的三种二氧化碳强度减排路径，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每年平均降低3%、4%和5%。后面六种减排路径属于绝对减排，其中前四种又属于渐进式绝对减排，按照执行力度由轻到重的顺序分别为：路径4指工业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由2011年的各自增长率线性均匀降低到2050年的零增长率，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于2050年达到峰值；路径5指工业各行业排放由2011年各自增长率逐年降低到2040年的零增长率，即2040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降低到2050年减排率-1%的目标；路径6指工业各行业排放由2011年各自增长率逐年降低到2030年的零增长率，这与巴黎气候峰会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达到峰值的时间点一致，此后再逐年降低到2050年减排率-1%的目标；路径7指工业各行业排放由2011年各自增长率逐年降低到2020年的零增长率，然后再逐年降低到2050年减排率-1%的目标。最后两种路径则属于强制性总量减排，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每年必须在上年的基础上分别减排-1%和-5%。以上9种路径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的设计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以体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的国情。

实证分析表明，相对减排和绝对减排相比，三种相对减排所导致的潜在产出损失小于四种渐进式绝对减排；而四种渐进式绝对减排所导致的平均潜在产出损失又小于后两种强制型绝对减排；在渐进式绝对减排中，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第6种减排路径又为最优，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小。既然中国政府在巴黎气候峰会上确立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绝对减排的原则，我们选择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这个最优减排路径（即第6条减排路径）来进一步预测其对工业分行业和全行业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Chen and Härdle, 2014）。预测结果表明，从工业分行业角度看，除了黑金采选、纺织服装、皮革毛羽、文教体育、塑料制品和燃气煤气外，其它各个行业在2050年前某个时点后都出现了潜在产出损失小于潜在产出增长的前景，这就说明，对于大多数工业行业来说，节能减排行为在未来都会导致潜在产出收益大于潜在产出损失的双赢发展机会；即使对于上述黑金采选等5个例外的工业行业来说，潜在损失也是保持下降趋势，在2050年后某个时点也基本上会低于潜在收益，因此，双赢发展也是完全可以预期。

三、新常态下的环境政策与中国经济转型

既然排放的减缓以及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保持不可能不劳而获，而节能减排从根本上对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又是有益的，因此，政府需要坚决执行合理的环境治理政策以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转型的双赢发展。下面简要分析一下优先选择的政策选项及其可能出现的政策误区。

1、要素驱动还是创新驱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按驱动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技术进步驱动阶段。后两个阶段又合称为创新驱动阶段，其中，效率驱动阶段也称为赶超阶段，而技术进步阶段则发生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水平跃升。自从索罗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用来度量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即经济增长中的质量成分，并进行增长核算分析，在这里，全要素生产率显然被看作投入要素之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即创新引擎，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变化更是判断经济是否转型的主要依据。然而，文献中对生产率的度量绝大部分是基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没有考虑到能源和环境因素。因此，正确评估能源约束和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基于1980-2010年的工业分行业数据，估算了不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的传统TFP和考虑了能源约束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绿色TFP（Chen and Golley, 2014）。表1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TFP估算的结果比较乐观，即从1996年开始，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了50%，预示着中国的工业经济已经实现了转型发展；然而，如果考虑能源约束和环境污染，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没有那么乐观，远低于50%，说明要达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阶段还任重道远，在相当时间内，经济增长仍然体现为投资和能源驱动的粗放式模式。因此，未来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断提升企业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逐步加大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如，改革能源要素市场，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如林伯强所强调的，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通过多种渠道对节能技术、污染减排技术、低碳技术、洁净煤技术等进行研发投资；建立技术创新市场，改变政府主导创新的模式变成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为积极参与主体的新创新创业模式；开发新技术对传统重化工业行业进行改造，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推进以低碳化和智能化创新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2、生活减排还是生产减排？

改革开放30年间，只占GDP 40.1%的工业却消耗了全国67.9%的能源，排放出全国二氧化碳的83.1%。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家庭部门对环境的破坏并不低于工业部门，而我国环境破坏的来源主要来自工业部门。陈诗一等（2010）的分析揭示，中国全国层面和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产业构成有很大不同：首先，虽然工业都是头号排放源，且1995年时上海市工业碳排放占总排放的比例与全国结构水平相同，都在69%左右，但是其后全国工业碳排放比例基本维持不变，上海市工业发展却开始萎缩，导致工业碳排放比例持续下降，2007年时已经不足50%；其次，上海市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占比一直比全国高（平均分别占26%和10%），而且上升也更快，从1995年的15%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36%，部分体现出上海以航运中心为代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方向；最后，上海市的居民生活碳排放比例小于全国（平均值分别为9%和14%），而且占比都呈下降趋势。这些都说明了以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减排才是中国减排的主要对象，尽管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生产减排的目标对象也许不同。发达国家通常城市的人均排放小于全国的人均排放水平，而中国恰恰相反，城市人均排放远高于全国人均排放水平，这也是由于中国很多城市的工业产值占比还超过50%，而在发达国家工业一般已经转移出城市，工业排放的比例已经很小，主要剩下了交通和建筑为代表的生活碳排放。因此，我国的环境污染排放仍然应以生产减排为主，生活减排为辅，当然，不同城市和不同地区应该根据各自的环境排放产业构成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减排政策。

3、GDP考核指标还是环境GDP指标？

唯GDP的考核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的粗放式增长及其高昂的环境污染代价，这种地区竞争锦标赛制度驱使官员为了晋升而进行GDP竞争，因为GDP的增长成为了度量他们政绩的重要指标，他们竭尽所能推动投资，不惜代价招商引资，而很多时候则忽视了环境保护，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改革目前唯GDP论的政绩考核方法也许将是环境治理的较好政策选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比如，可以在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再加上收入分配、环境治理、安全生产等指标，构成多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环保部较早已经展开了绿色GDP的核算，试图以此作为GDP的替代指标。我们的研究给出的政策建议是：1）不建议以多目标代替单一目标，因为多目标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最后得到的可能不是全局最优结果，而很可能只是局部次优结果，甚至变成糟糕的逐底竞争；2）实际上也不宜以绿色GDP指标来代替GDP指标，一方面绿色GDP的度量还是复杂的，需要地方政府提供较多的指标和数据，使得核算变得难以独立进行，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绿色GDP核算标准，也没有国家采取这样的绿色GDP指标，使得国际可比成为问题；3）建议执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的GDP指标，因为GDP依然是衡量市场总体活动的较好指标，节能减排所引致的GDP变化自然会包含其中，而对极端环境事件的规避必然将对地方官员在追求GDP增长时带来硬性的环境约束。

4、行政规制还是市场机制？

环境规制不仅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我国传统的环境规制政策通常是行政命令式的，由于较少考虑污染部门情况差异而施加一刀切的减排义务，因此在经济上往往无效，它实际上增加了政策执行成本甚至造成对环境政策的抵制。由于污染行业缺乏在规定的减排标准之外进一步减排的激励，因而它在环境上也是无效率的。因此，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坚持环境政策的设计必须更紧密地依赖市场机制，这样才可以把污染的环境成本清楚地引入经济分析中，对污染单位施加持续不断的价格压力以促其节能减排。这种基于市场机制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主要以环境税和污染排放权交易为代表，它们分别以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作为其政策的理论基础。陈诗一（2011）研究了中国工业分行业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或称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并对中国碳税征收的方案设计提出了如下建议：1）为应对新气候公约和规避发达国家碳关税，中国碳税征收具有现实紧迫性。2）征收对象为直接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工业单位，计税依据为各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由于各种化石能源和电力等二次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固定，因此计算简洁便于税务人员操作，而且这种碳税征收方式相对于对化石燃料产品按其含碳量征税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或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新技术。3）碳税征收的税率大小可以以所度量二氧化碳排放影子价格而预测的碳税大小为依据，其合理性在于它能导致一个渐进式的二氧化碳减排过程，符合中国发展优先的国情。这是基于随边际减排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碳税的原则，实行的是随时间而递增和因行业而不同的差别税率。相对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在总量的绝对减排上更为有效。在2015年中美两国再度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这对于中国未来在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中提高定价权和话语权至关重要。执行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政策收效将是根本的和长期的，虽然在短期内，行政命令式的环境规制也有效果，比如APEC蓝、阅兵蓝等。十三五规划将会提出新的明确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这些约束性指标固然可以通过拉闸限电、停工限产在短期内体现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需要执行基于市场价格机制的环境规制政策。

四、结语

环境治理与转型发展是未来十至十五年中国的经济社会主要话题，把握新常态下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新特征对于执行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助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至关重要。仍然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牺牲环境来发展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进而发展经济的观点要不得，也不现实，中国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环境承载空间，中国也没有这样的国际舆论进退空间，因为中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那些认为中国可以无视能源和环境污染问题就能够实现经济转型的论调也是天真的，节能减排并不只是总量的减少，而更应该体现为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以效率和技术进步来驱动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表示，就是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驱动的。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必将由包括能源效率提高和减排技术进步在内的创新来驱动。实证分析告诉我们，环境污染减排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减速，但是在短期内确实存在着转型阵痛，没有这样的阵痛，没有经济转型的艰难，又怎么可能达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呢？所以，需要有勇气有办法去迎接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的挑战，当然不是简单的关停转并，不只是拉闸限电，而应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用未来产业去替代夕阳产业，通过市场机制让企业成为自愿减排的主体，这样才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发展。

      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和区域经济强国，中国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要走出国界与世界各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因此，上述所讨论的诸多环境政策不仅仅是国内政策，也是国际政策，中国理应同时成为全球环保典范和强国。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我认为，环保思想应融入每一个内容的具体执行之中。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能再走自身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应该简单理解成输出过剩产能和转移落后产业，而应借鉴正在谈判中的新一轮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较高的环境标准，同时借助经济全球化和自贸区谈判来进一步倒逼国内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