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2017年会暨'中国经济后五年：结构改革与全球应对”论坛于2016年12月31日举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校友出席本次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文贯中：首先感谢复旦各位领导们，各位老师们，很多老师我都多年没见了。各位老校友，新校友们，我在复旦的时间确实比较短，但是复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因为我是没有学本科，所以复旦其实是我的第一场高等教育的地方。所以我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很骄傲的告诉大家，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他们都以为我是本科毕业的，因为我说我是在中国受的高等教育。今天可以回到这里，我觉得很高兴。

我的题目是非常长的，其实从我的题目里面（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及其后果——逆淘汰的农村和排外性的城市化导致的社会流动性陷阱），都不用看底下的东西，再看一个图，大家就知道我的观点。中国抵达刘易斯拐点，是有自己的道路，跟其他的国家不同。后果是比较严重，什么后果？就是农村是逆淘汰。刘易斯的模型，他的机制一定是让最无效的，最无能的农民首先被淘汰出来，然后进入城市。正好那个时候，城市他是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所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要吸收大量的劳动。但在中国不是的，根据中国的道路，中国农村这些人没有办法被城市化和工业化吸收，如果往高科技、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过去的话，这一部分农民有可能就给绕过去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刚刚袁志刚校友提到，我们不仅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社会公平。如果只是一部分精英获得了全球化的好处，那么不但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引起反弹，迟早在中国也会引起反弹。所以我觉得这跟中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收入分配，现在跟理想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到目前为止还在扩大当中。逆淘汰的农村，是指农村里面最好的一部分劳动力撇出来，但是市场又把他淘汰掉了，农民工在上海基本上不可能落户，所以在排外性的城镇化之下，这说明什么？中国主要通过城镇化，使得农村极大部分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然后城市又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以虽然是劳动，但是他跟资本结合以后，他的生产力肯定有一个飞速的提高。因此他的流通率也会提高。这是使得农村人口整体进入中产阶级的一个必由之路。

我前面都是很同意刚才校友的讲话，总的来说，在今后几年当中，外部的条件有可能对中国不是很有利的。我自己觉得在这种时候，你只有修自己的内功，因为这是可控的。坚持全球化道路，这肯定是对的。所以在这一点，我非常赞赏中国现在的态度，中国要成为全球化的新旗手，代替以前的英国和到目前为止的美国。习近平主席在今年APEC会议上提出，三年以前我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但是我刚刚讲的，由于中国有一些制度，主要是土地制度跟户口制度，使得农民整体要上升到中产阶级，这一条路非常的困难。这个当然不是很好的事情。然后我再介绍一下，为什么在中国，刘易斯拐点即使到了，他其实也是走自己的那一条道路，而这一条道路又有什么后果呢？我们来看看应该怎么走。

这个图是这样，红色的是农村的劳动供给曲线，黄色的WuB是城市的劳动供给曲线，在实现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之前，这两条线是分叉的。OMo代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一开始可以对现代城市部门提供几乎有无限弹性的劳动力。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部门吸收完毕，就抵达了被称为“刘易斯第一拐点”的A点，此时农村的劳动边际产品开始为正，但还是低于一般的城市劳动工资，所以城市的劳动工资也不需要上升，但是在刘易斯第二拐点B点之后，城乡的劳动市场就统一了，城市跟农村的劳动收入一致了，以后如果再需要劳动，工资就要上升。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必定在吸收完了剩余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为正，而且越来越高的农村劳动力。但是这跟中国农村留下老弱病残孕、土地平均经营规模并没有变大、劳动生产效率并未显著提高的事实明显不符。

细察刘易斯模型，我们会发现这是在一个前提之下，什么前提呢？就是土地市场可以通过兼并自由买卖，最无效的农民在兼并之下会把土地卖出去然后进城打工。这一条路虽然很残酷，但是这是最短的一条路。不光是欧美会通过这样的道路，在南韩，在日本，都是通过这一条道路，三十年左右，把这一些农民吸收掉了。接下来，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它的劳动力跟城市是一样的，所有人可以与时俱进，共同前进。中国现在看起来，这部分应该滞留在农村了，这是第一点。以后怎么办，你能回过去吗？这是第二点，现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二十多三十几岁，等到他变成四十几岁，五十多岁的时候，又被赶回农村了。所以老弱病残傻的农村人口不断再生，马克思说人口的再生产，是包括家属和子女，而是他本人的人口再生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现行的政策是需要检讨的。名义上说起来农村土地是公有的，但是他有社会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应该强调一下。兼并既然在城市里面，是普遍提倡的，而且中国在实业上也是提倡兼并的，中国现在购买美国的工厂，为什么农村不能兼并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理由。现在国内我有两个很显贵的同学，一个是朱民，还有一个就是林毅夫，他谈新结构主义。其实你仔细想想，这里面就是一个结构问题，农业是一个经济结构里面的一个基础。一些国家就是从农业开始，农业怎么样向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劳力，自身逐渐能够通过正淘汰，留下最有效率的农民，然后把农村从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根据陈锡文最近的讲话，他觉得中国全面的丧失了比较优势。

另外根据刘易斯的模型，留下来是比较有效的农民，而且农场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这个中国没有做到。接下来要怎么办？因为从常态来说，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化，先要看他的农民有没有文化，一个民族是不是富裕，先要看他的农民是不是富裕，一个民族有没有教养，先要看他的农民有没有教养。如果你是一个旗手，你肯定希望自己的模型有一个榜样作用。在英国当旗手差不多一百年当中，他的社会是全社会的表率，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美国后来对他搞了一个殖民主义，领导了几十年，虽然美国的农业只占GDP 2%，但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他的农民本身也是得到了平均收入，甚至比平均收入还高一点。当然目前如果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表率，应该还是不够的。如果一部分的要素，或者一部分地方能够全球化，好比如说沿海地区，资本能够全球化，但是劳动和土地不能全球化。这样的话，全球化获益者就变成少数的人，这对于全球化也是不利的。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制造业已经不可能再去吸收这些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农民，只能是服务业。我们张军校友曾经提过，除了陆家嘴、华尔街的服务业，其他都是很低的。现在房价已经涨成这个样子，剩下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去做服务业，服务业工资很低，他们怎么承受这个房价。中国的房价已经是扭曲的，中国每一种土地用途之间，它的比例是用套利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有一种土地，供应严重不足，一定是暴涨。根据套利的原则，过剩的用途的土地，就会流到短缺的土地市场而来。好比如说工业用地现在过剩，商业用地跟住宅用地短缺，他自己通过价格的套利，他就会调成土地的供应。但是中国是不可能的。每一块土地都需要国家来批准。所以中国土地制度跟混合制度，我自己认为是自杀性，他只看到一些好处。在短期内，也许你通过垄断土地供应建设基础设施，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空城鬼城，同时有那么多农民工挤在地下室，那怎么办？总结一下，为了调整价格，我觉得中国要彻底的改造自己的土地制度跟户口制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