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28日举行的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复旦大学77-78级校友返校主题大会上，77级经济系朱民校友分享人生感悟。

朱民

77级经济系校友

感谢复旦组织这个活动，使我们有机会又一次回到复旦，见到我们尊敬的老师，见到多年不见的同学，特别感谢。

四十年前当我走进复旦校门的时候，只有初二的学历，有十年的工人经历，那时候我已经当了十年的搬运工人。那一年我23岁，所以我走进复旦的时候，我是怀着忐忑和不安。我是个初二的学历，加十年社会底层挣扎的复杂的经历，走进了复旦，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复旦改变了我人生，给了我理想，给了我知识，给了我人生的信仰，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四十年以后重新回到复旦，感谢复旦。是复旦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感恩复旦四十年。

感恩复旦，复旦给了我们更好的老师，老师不断教我们知识，更多教我们方法论，给了我们人生的信念，给了我们成长的方向。

经济系最害怕读《资本论》，厚厚三卷要背下来不容易，张薰华老师，用他的圈圈论，把《资本论》很精美，几乎是完美给我们解释出来。用辩证逻辑完全展示资本论的美，那个时候记得在床边用三个大纸，写着张薰华老师的三个大圈圈。资本论完了，张薰华老师，教会了我辩证思维方式。

吴斐丹老师教我们经济学术史，他身体差，有时候缺课，把我叫到他的家里，跟我讲学经济学，要知道这个理论的前源后因，知道这个理论产生当时的时代背景，才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这一点，深深的印在我的脑中。

当时陈观烈老师教货币银行学里面讲货币乘数理论，央行发布对货币乘数，我们对此争议，乘数怎么出来的，所有人不知道。货币银行学是刚刚开始的学科，陈老师是哈佛的学生，他在芝加哥住在高楼，夏天的风吹过来，他跟我讲乘数是考虑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点出了理论到实践过程的传导，四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在讲货币学的时候，还在考虑，还在讲传导机制的问题。所以这些方法论，形成了我的思维方式。

复旦老师更多的是人格魅力，蒋学模老师当时让我留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他跟我说改革要开放，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秉承社会主义原则，两者在一起是巨大的空间，无数的创新合作。你留下来，留校第一年，他亲笔给我写的推荐信到北京见吴敬琏，见经济学界的前辈，去复印马列所摄影的，英文关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原著，搬回复旦，蒋学模主持，我来讲，讲这些翻译书，讲国外新的先进的思想。

1998年回到复旦，第一次见到蒋老师，蒋老师特别高兴，从口袋掏出破旧的信封，他说朱民特别高兴你回来了。当年我们说社会经济学，确实很多题目要攻破。这是我们当年编写留下的稿费421.92元，整整给你保留15年。

我们都知道洪文达经历了很多坎坷的人生，不公平的待遇。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子，在跟我他相处得日子里，从来没有见过他抱怨一分钟的过去，他永远看到了未来，鼓励我们向前走。1990年去美国访问，找到了我跟我讲国内形势。1995年在美国访问，住我家跟我讲改革开放的形势动员我回来。他说中国的改革，前景一片良好，需要人才，需要你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必须回去，别无选择。三个月以后，我回国了。

这就是复旦的老师，六个月以前，我回复旦看望老系主任张薰华老师，还是那熟悉的感觉、还是三十五年住的地方。三十年前向张薰华老师告别的时候，坐的椅子，用的桌子，还在那边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大为惊讶，但是他没有讲生活的事儿，90岁的高龄，跟我讲做人格的研究。

他说朱民看到你成长，这些年来你寄给我每年新年卡片，他都保留了。多年给他寄的卡片，他一张一张保留，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爱，这就是复旦，感恩复旦四十年。

感恩复旦，复旦给了我最好的同学和伙伴，那是何等充满活力的年代。

宿舍有一个同学韩云学的是经济，喜欢的是文学。每天晚上11点熄灯以后，他说今天晚上大家都不睡觉，听我读书。我们都一楞，他打着手电筒读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他读完我们讨论到天亮。

那个时候有我们的潘建新同学比我大，那么多年我所有的活动，他都参加。他说朱民你的活动，我们都要参加。他的父亲在贵州县当公安局长，那个县出锋利的刀，我们毕业的时候，他送我一把锋利的菜刀。把菜刀带到美国，砍任何的东西，都很锋利。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同学，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同学资源。为经济系的黑板报战胜了中文系，而欢呼。因为我们有铁三角，有周溶的文才，韩云的画，宋运肇精彩文笔。把中文系打败了，很抱歉中文系的同学。当然我们为自己的排球队失掉，惭愧得不得了。虽然都为女排的胜利，喊破过喉咙。

这是一个如此激动人的时代，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经济系，有三民。我们三个人最后的名字都有一个民，潘振民、华民、朱民，我们三个人谈论政治理论问题，尤其喜欢辩证资本论，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三十年讨论的还是这个问题。

我们班的一大博士叫李建，李建是国学专家，懂的所有黑格尔、马克思，所有的西方经济学。你要跟他辩论很不容易，东西知道很多，眼睛瞪得跟鸡一样。要跟他辩论，真的要小心了。李建德国拿的博士回来，现在还在教书。

那个时代大家互相帮助，四十年后我们还是亲密的伙伴。感谢这些伙伴，因为有他们，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精彩。

感恩复旦四十年，在复旦见证了最好的领导。

我们读书的时候校长是苏步青，当时国家急需干部。上海市提出由复旦大学，给市里输送干部。苏校长拒绝了，教育战线更重要，更需要人才。我们没有意见，尊重校长。

留校第二年，同样留校的同学，担任了市团委副书记市青联的常务副主席，每天早上一辆陈旧的上海牌轿车，在我们宿舍面前接他。这辆陈旧的上海牌轿车，掀起了很大的波浪。他告诉我，外面的生活很精彩。所有留校的人，开始唧唧喳喳。校长找我们开座谈会，确实外面的生活很精彩，外面的生活也很物质。

他说西南、浙江大学到现在，一个国家在兴起的时候，最主要根本的是教育。这是教育界的责任，也是你们的责任。我们心服口服，留校两年以后，我当时世界经济系的王战、陈伟树，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我们想成立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题目提出来了，学校有很多疑问，三个毛头小伙子，能成吗？我刚刚毕业两年，王战七几级的，我们能够做什么研究。

洪文达老师拍案而起，这是中国的大潮，我愿意给青年人站台，我来当主任，他们当副主任。但是还是通不过，我们要刻一个公章，要有一个办公用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洪老师把我带到他家里说，朱民，你给林书记报告，我把事情前因后尾，做了相比的报告。我们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不停的抽烟，当烟头堆积成小山的时候，林老师把最后的烟扔掉，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我们把事情放党委会讨论。

又过了一年，国内的经济形式变化很大，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我想出国，找了谢希德校长，她理解我。她说学习很重要，亲自给我写推荐信。她把我约到她的办公室，拿手动打字机，问我的情况，根据我的情况实实在在的打了一份推荐信，把那封信放在我手里，她说朱民好好学习，国家需要你们。她根本没有跟我说你要不要回来，她只是说你要好好学习。

今天三个领导，都已经走了。但是回想起来，手上有校长余温，耳朵还有书记的声音。

去了美国，谢校长没有把我忘记。两年以后去的美国，把我叫出来。陪校长去国会，看到校长去国会的时候，所有人都起立，为伟大的校长、伟大的物理学家、伟大的女性致敬。所有人都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她用物理学的方法，把物理系的厕所打造的干干净净。回来以后建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就是复旦。

在复旦我学了知识，我学了方法，我懂得了人生，我懂得了人的责任和家国情怀。四十年过去了，我深深的感到没有复旦，没有那么多好的老师，没有那么多好的领导，没有我朱民的今天。

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坐在这里，深深感谢他们，感谢复旦，感谢复旦所有老师，感谢所有在座各位我当年的伙伴，感谢复旦。感恩复旦，四十年。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