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师首先通过一系列疑问引出了研究的背景：我们处在通缩的时代吗？为何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那么有限？非传统QE政策带我们走出“流动性陷阱”了吗？货币供给到底谁说了算？“权威人士”意在如何？最近一段时间，M1和M2剪刀差与社会信用扩张、固定资产增速以及股市相关性很小，而与房地产销售增速高度相关。对此，孙老师判断广义的“滞胀”已经发生。接下来，孙老师分别通过美国和日本的例子来说明货币政策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美联储在次贷危机时期对货币政策的创新值得借鉴：一方面，在2009年降到零利率之后，选择以利率期限而非利率本身作为中介目标，大量购买长期债券以降低长期利率，从而降低远期利率；另一方面，通过购买住房抵押债券来帮助美国劳动力迅速处理不良资产。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期间，由于物价并未出现显著上涨，因此政府和学界一致认为通胀并不存在，仍然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最终由于房产税的征收导致泡沫破裂。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利率市场化并不能完全化解影子银行的风险，而由此产生的全民理财却会推高实业的融资成本，而这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发生“新滞胀”的风险。这里的“新滞胀”是指，政府救市导致流动性的泛滥，刺激需求失效但却加速产业空心化，而民众的预防性储蓄又推动资产通胀。最后，孙老师认为政府应当盯住广义通胀，而货币政策只能管理物价，同时货币政策应该与市场积极沟通。引导预期需要构建“收益率曲线”的债券市场，打造货币政策介入的抵押资产市场，打破风险资产的刚性兑付（避免庞氏骗局），非常时期资本账户的有效管理等，这些都是货币政策的优化方式。

在听完孙老师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精彩分析后，干老师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精彩的点评。然后，她提出了两点问题：货币政策到底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当发挥什么作用；当前中国的资本外逃可能来自货币政策的因素较小，更大的原因来自社会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在后面的讨论环节，参加报告的陈建安教授、唐朱昌教授、沈国兵教授、范剑勇教授、王永钦教授、罗长远教授、胡荣花副教授、刘军梅副教授、何喜有副教授、汪思海副教授、唐东波副教授、谭之博博士、葛劲峰博士等分别基于自身的研究与孙老师进行了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