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陈建安教授所做的“中日韩FTA谈判：瓶颈及战略调整”报告。他提出自上世纪以来中日韩三国就已经有意愿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然而，由于三个国家在关税减让、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使得三国政府持有不同的立场，难以推进。陈建安教授认为，谈判的症结并不在经济问题，而在于政治和国家关系的问题，例如政治上互相不信任、战略考虑上的差异、农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劣势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及外交上的利己主义等等。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应该更多的向政治和外交手段上考虑，例如三国应更多的考量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的综合平衡，将竞争力丧失的企业转移到别国，企业采取产业链的进一步配置等等。当然，这些战略很难自发地、迅速地完成，可以预想，中日韩FTA谈判将旷日持久。

接下来是袁堂军教授的报告，题为“日本泡沫经济：对我国的启示”。袁教授提出中国最近有三个日本化倾向：民众消费产品、消费观念和国家政策的日本化，因此研究日本泡沫经济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提出，日本泡沫破灭的原因在于：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资产价值狂飙，设备投资增加；企业为回避贸易壁垒、成本上升，在1980年代开始向外扩张；国内资产大量涌入不动产；巨大顺差黑字，加上政府的宽松政策，流动性过剩；股价飙升，企业陷入投机等等。供给侧改革论成为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主流，也引发了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袁教授认为，日本供给端的问题在于：低端行业的生产向外转移，政府刺激难以弥补；中小企业面临金融瓶颈；大企业演变为僵尸企业。供给端的问题造成了制造业的退出效果为负，不能优胜劣汰，资源配置低下；生产性服务业的TFP低下，对信息通讯技术投资迟缓。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当前中国值得借鉴的。

接着，何喜有副教授就“中韩FTA形势下的中国对韩投资”进行了报告。2015年12月20日，中韩FTA生效；中国对韩国的FDI持续增长，截至2014年连续全球第三，但从绝对量上看，中韩相互投资严重不对称，韩国希望吸引中国投资。他考察了中国对韩投资的结构和趋势，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小额投资（1989-1998）、快速发展（1999-2005）、徘徊回升（2006-）。他认为，未来中国对韩国投资应避“实”就“虚”，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韩国虽然资源缺乏、要素成本高、国内市场小，但作为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其传统企业的技术优势和新经济领域尤其是创意产业领域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具有独特吸引力。中国未来对韩国的投资模式应多考虑“窗口型”投资、“跳板式”投资和“研发式”投资。

最后，程大中教授作了关于“中国与哪些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程度更高？”的报告。UNCATD报告指出，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正相关。因此他试图通过统计观察，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到底与哪些国家的关联程度更高，从而能够使得中国的收入水平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主要考察了经济体的外来附加值（FC）与实际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发现大部分行业都呈现正相关，而考察中国和相关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与相关经济体人均GDP水平的相关系数时发现，无论是上游和下游，收入水平越高，中国和其价值链关联程度越高；相对于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关系，中国与高收入发达经济的价值链关联关系更强；即使在全部东亚经济当中，中国也倾向于与较高收入的国家有更强的价值链关联。事实上，中国在下游，显示的是他国的收入优势；中国在上游，显示出的是我国的成本优势，因此程教授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强与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对我国发展更有好处。

四位教授报告完后，唐东波副教授和谢一青博士作了精彩的点评和延伸性的讨论。对日本经济非常熟悉的孙立坚教授，与四位报告者有深入和热烈的互动。唐朱昌教授、干杏娣教授、田素华教授、丁纯教授、沈国兵教授、罗长远教授、刘军梅副教授、胡荣花副教授、郑辉副教授、汪思海副教授一并参与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