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和发展经济学方面，印度人巴格瓦迪（J. Bhagwati）是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我与他约定了2月27日下午在纽约见面的时间，地点不在哥大，而是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个机构是赫赫有名的。创设于1921年。它还出版了著名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我达到之后，在走廊里一眼就看到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先生。鲁宾是现任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董事会联合主席。

在1993年我第一次阅读了巴格瓦迪关于寻租的论文。我在《特权与寻租的经济学》中引用过那篇论文。

在办公室的90分钟时间里，巴格瓦迪谈论了他对全球化、外包、汇率以及对对贫困、发展和收入分配的思想。他有一种很印度式的幽默，会不断地嘲讽、开玩笑，也时常大笑。他对中国和印度充满感情。他多次在国会作证时为中国辩护。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他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右翼人士非常批评。他提到，在一份杂志上，有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对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调查，居然有12种以上的看法，他说，既然经济学家有这么大的分歧，说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告诉我，他有一次在国会作证，取笑了在场的著名的Schumer参议院。他说，我不懂棒球，但我知道，三次犯规就要被罚下场，而很显然Schumer先生三次的指控都错了。Schumer参议院曾先后指控日本、印度和中国。

他对蒙代尔教授十分钦佩。他说，他自己不懂宏观经济。在他看来，蒙代尔才是宏观经济学的天才，可以把宏观的问题处理的得心应手，就重若轻。他与印度辛格总理是同窗，他也承认自己是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巴格瓦迪教授2004年的著作《为全球化辩护》（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被翻译成了中文和20多种其他语言，中文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他50年代毕业于剑桥大学和MIT，毕业后在印度统计学院和德里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教书。60年代到MIT任教，与MIT的萨缪尔森教授是师生和同事。80年代调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萨缪尔森教授对巴格瓦迪欣赏有加。曾经专门撰文评价巴格瓦迪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贡献。在2005年为庆贺巴格瓦迪70岁寿辰举办的纪念会议上，萨缪尔森对把巴格瓦迪比作奥地利作曲家海顿。萨缪尔森说，海顿一生写了100多部交响乐，而且个个顶级，无与伦比。就像矩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一样。一个学者的成就不在于他出版的作品的数量，更在于作品的影响力。

但萨缪尔森和巴格瓦迪之间就全球化是否导致美国的就业机会减少缺进行了书面的争论。巴格瓦迪是坚定的贸易自由主义者。这个争论已经被写出很多经济学的教科书。以下文字来自教科书的介绍：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包括企业从事生产外包而产生的贸易—会提高经济效率并增加收入。所以，当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文章，质疑美国的收入会因为工作外包到印度和中国而增加时，这就是新闻了。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外包效应模型，它可以用下面的假设来加以说明：假如纽约的一家银行一直请一家南达科他州的公司来处理其电话客户服务业务，但随后转而用一家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公司—这家公司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低很多。萨缪尔森认为，即使那家南达科他州的公司解雇的工人最终找到了新工作，新工资也可能要比以前的工资低。萨缪尔森指出，如果外包太普遍，可能会导致美国人收入的显著下降。

许多经济学家反对萨缪尔森的观点。有一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写出了反驳萨缪尔森的文章，他曾经是萨缪尔森的学生，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巴格瓦蒂认为，在萨缪尔森的例子中，南达科他州呼叫中心的工人工资由于外包而减少，但银行的成本也降低了，而这让银行可以降低其向客户索取的价格。在巴格瓦蒂的模型中，消费者因价格降低而获得的这些收益，足以抵消工人因工资减少而造成的损失，且还有剩余，所以美国从外包中获得的是净收益。但萨缪尔森认为，如果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产品—在这个例子中是银行服务，价格的降低损害了出口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可能因外包而遭受损害。

这段概述并没有对萨缪尔森和巴格瓦蒂的模型做完整的说明，要在本章中这样做，还是太复杂了。不过，我们可以讨论这两个经济学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根源。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学家有时对用来建立模型的假设会意见相左，但这里不是这样：萨缪尔森和巴格瓦蒂基本上对应该采用的模型和假设意见是一致的。不一致之处在于如何理解相关的经济统计数据。巴格瓦蒂认为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美国工作岗位的数量相对是较少的，约占美国经济每年创造出的工作岗位的1%。他还认为因外包而损失的工作往往是低工资的工作，像电话客户服务或数据录入，而且这类工作可能被高工资工作所替代。萨缪尔森指出外包的影响要大于巴格瓦蒂所认为的，而且，对于美国新创造出的工作能否支付比因外包而损失的工作更高的工资，他也不那么乐观。萨缪尔森和巴格瓦蒂之间的争论说明，经济学是一门不断演进的学科，新的模型不断引入，新的假说将会建立并得到检验。我们预计对外包的经济影响会继续展开热烈的争论。”

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授予巴格瓦迪杰出资深会员时有一段颂词，用来概括巴格瓦蒂对经济学的贡献最为合适。颂词是这样写的：“智慧之光引领贾格迪什·巴格瓦蒂从对国际贸易的深奥理论分析走向对全球国际经济学的深度洞察。没有一位当代经济学家表现出如此高超的学术分析与实际智慧的结合。巴格瓦蒂教授带给世界有关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的福利涵义的开创性分析。他的著名的‘贫困化增长’模型导致了一个对市场扭曲效应及其与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更为广泛的分析，这已成为每一位国际金融和公共财政经济学者工具箱中的基本工具。…….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巴格瓦蒂教授已经声名远播，成为我们的主要学界领袖之一。他是《国际经济学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该杂志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大多是该领域内最重要的文章。他的讲课鼓舞起一代又一代学生进入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他从前的学生的名单其实就是现代国际经济学界的名人录。…….巴格瓦蒂教授也是一个写作非技术性文章的优雅的作家，这使他拥有广泛的社会听众。一句话，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比他更值得获取这一奖项。”

巴格瓦迪是克鲁格曼在MIT求学时的导师。克鲁格曼2008年因为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独自一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