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2008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下降陡然减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这个局面让我回想起1998年的状况。经济学家对1998年中国的GDP增长了多少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有不少经济学家不认同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官方数据（7.8%），比较多的猜测是在2-5%之间。这个数据与当年电力消耗的显著负增长局面以及各种收入增长的估计比较接近。据说，前两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利用普查数据修正了历史上的GDP增长数据，但唯一不包括的就是1998年。即使我们不去较真1998年的数据，在中国我们也能根据观察和感受做出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在1998年的时候的确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因为国内的产能严重过剩，而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亚洲内部的贸易能力，中国的汇率相对升值也影响了中国的出口。

产能的过剩不是中国特有的，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大，问题会相对严重一些。所有东亚新兴市场经济都面临这样的产能过剩，这是因为，第一，这些经济的储蓄率相对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第二，它们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比较容易鼓励投资；第三，在投资和产业政策上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三点的合成结果是，在东亚的新兴市场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重往往比较高，不仅反映了高储蓄，也反映了政府动员和配置储蓄的能力。

高储蓄-高投资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容易形成国内宽松的货币供给和相对低廉的国内自我融资能力，不仅每年巨大的投资支出在短期维持了国内总需求的旺盛，而且在中长期则迅速扩张其生产和供给能力。这其中一个不怎么被人注意的机制是，高投资模式因为维持了旺盛的资本品需求，结果就会形成私人部门的盈利，从而不断提高私人部门的储蓄所占比重。中国在平均占GDP 45%的国家储蓄率中，过去10年来企业的储蓄占了将近一半，家庭的储蓄反而下降到了16%。所以，高投资的模式容易自我循环，让高储蓄得以维持。

从宏观上讲，高储蓄和高投资模式的结果必然是产能容易形成过剩的局面并不断维持这种局面。因此，对中国经济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而言，出口就变得非常重要。保持贸易赢余格局对于维持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就变得很关键，因为只有保持贸易的赢余，我们才能避免国内的通货紧缩。因为这个原因，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的繁荣其实就是因为出口形势的强劲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产能，从而我们在加工贸易行业维持了国内就业的快速增长，为我们的就业创造做出了贡献。现在全球经济下降，中国经济马上就暴露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和就业的问题，通缩的风险很快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中国经济的局面很像1998年，因为产能过剩的问题又出现了。但1998年之后，我们实施的是激励出口的配套政策，同时在加入WTO的谈判上做出巨大让步来换取更多的出口市场，毕竟那个时候美国和欧洲正处在经济增长的好时候。这个局面不仅对中国，也对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的效应。实际上，就是在1998年之后，全球贸易在WTO的框架下得以迅速扩张，新兴市场经济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始积累大量的贸易赢余。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才真正凸显出来。其中，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尤为突出。

全球贸易不平衡虽并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贸易不平衡使全球经济变得脆弱了。无论如何，全球各经济的贸易依存度都在过去10年显著上升了。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要恢复到危机前的贸易的增长是格外困难的。在全球贸易和经济普遍下降的前提下，中国暂时还无法找到更好的出路来对付贸易流量的收缩，它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

因此，把当前应对全球经济下降的注意力转入提振国内需求是适当的。但问题在于，提振国内需求要格外防止制造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的形成，也就是说，刺激和消化对存量的需求比扩大增量需求更重要。在四万亿的政府开支计划中，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应该占太大的比重，现在的计划投资支出占比太大了。而消化对存量的需求就需要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将近70%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市人口，增加农民的收入和减少农民的税负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效果更显著。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已经严重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张，必须从体制和政策上推进和加快这个进程。不能想象中国今天还保持城乡分割的体制以及将近70%的人口还是农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含义会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实现向平衡发展的转变就是空话。

这次全球经济的下降再次表明，全球贸易过去10年的扩张速度快于全球GDP的增长，这是脆弱性的根源。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还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作为占全球GDP 15%并将继续扩大的经济体量，过分依赖这个脆弱的贸易体系则会更脆弱。树大招风，没有强大的国内需求的根基，持久稳健的增长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