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书展举办了600余场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其中，由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上海新闻出版局联合举办的，汇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国前政要以及世界一流经济学专家学者的“中外经济学家论坛”成为焦点之一，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08）”，《人民日报》专版编发了论坛的部分发言，现本刊予以转载。

中国：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柳斌杰

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是举世公认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首先是由于：中国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西方所通行的市场经济制度结合起来，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没有先例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模式、经济快速增长、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等，都对国际社会有重大影响。中国在自身工业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旨在维护国际环境安全的国际协商机制和联合行动，整合国内能源企业，出台法律和政策促进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发展低碳经济、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加强生态链、供应链安全控制，提高污染控制标准。中国今后较长时期内将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继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第三个原因是：持续高增长是否会持续地伴随着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加剧国际经济的不平衡。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8%。连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制度潜力、后发展大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空间、比较成本优势所支撑的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转移所提供的资本供给条件，等等。经常项目出口持续大于进口，带来了大量外汇盈余，资本项目引进持续大于输出，带来了大量资本项目盈余。这些增长因素在未来中长期内虽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但总体上仍存在。所以，判断中国未来中长期内保持较高增长率是有依据的。

中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是：随着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经常项目严重出超的情形将逐步减弱，外汇盈余随着进口幅度增大而减少，既缓解外汇储备过多导致的资源闲置和通货膨胀压力，又有助于改善国际经济关系；内需因素过去更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今后将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各地区；私人部门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大，所有制结构将进一步调整。

中国的改革不会止于30年的成就，因为还有大量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尚未解决；中国的开放，也不会止于现有的层次，因为中国只有通过更高层次更全方位的开放，才能为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并更好地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发展自己。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人更有长远眼光

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教授、东西方文化与商业研究中心主任 何梦笔

最近40年，经济学家越来越注意研究文化在不同国家经济表现中的作用。

最近一个在意大利、瑞典、俄罗斯、中国以及美国和巴西进行的关于价值观念的调查显示，中国是一个高度信任、成就导向的社会。

调查显示，中国人表现出更高度的信任，但是在熟人和远距离的熟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中国人有更强的信念，相信努力工作可以带来成功，而不是运气和关系网，这是所比较的6个国家中最强的。

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为不劳而获可耻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再次表现出对不劳而获强烈的鄙视，而瑞典人的态度却相反。中国人认为总体财富的蛋糕会越来越大，因此个人的成功没必要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

中国给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图画，这里的人们相信并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期望周围的环境能够支持他们的努力，因此他们也认为值得付出个人努力。

我们在文化价值观念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人在以长期目标为导向的调查中得分最高，这个说明中国人更有长远眼光。中国人在人与人关系的互惠中存在短期的不平衡但长期的平衡；在三元的社会网络中注重公共声誉；在进行社交网络的时候会去综合实用性和情感性的力量。最重要的一点，形成了一种社会型的企业家精神文化。

中国经济崛起的启示

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 陈平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独有的实验和创新，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经济学启示。

第一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深理解，就是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中，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通过财政部的注资运作，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第三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手段，而非发展战略主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善于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的国家，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制约跨国公司的短期行为和西方大国的自利格局，使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

另外，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与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西方所谓的公平实质是程序的正义，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因过度投机导致百年企业倒闭的投资银行家，可以拿上亿美元的红包离职，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影响法律，这是合法化腐败的典型。

地球只有一个，文明却有异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也带来严重生态和社会危机。中国的创新与实验，会丰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并改善现有的世界秩序。

必须创新经济运行理论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史正富

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增长与各种不平衡同时存在，表现为几“高”几“低”：“低”是指低工资、低消费、低度发展的国内需求市场；对应的几个“高”是高积累、高投入、高增长速度；由低的国内需求和高的生产增长相结合，产生了高度的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依赖。

经济的不平衡快速发展为什么可以持续长达30年？对此，我提出三维市场经济的解释。三维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地方政府的特别地位。中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和收入的追求，就像企业对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追求一样，完全源自体制内生的动力，强大而持久。作为县市的领导人，不仅要与它的前任竞争，同时还要与它的邻居竞争。改革年代的中国因此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竞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参与竞争的不仅有企业，还有各级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职能的扩大导致其组织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除了行政、司法、文教卫生等公务部门外，地方政府中还有庞大的商务部门，往往组织成公司类机构，其职责就是吸引资本、技术和企业到本地来发展，以创造更多的GDP、就业、税收和资产。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样以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商务活动有积极的经济效应，但也有相应的消极影响，比如：对劳动者利益普遍关注不足；容易为了地方GDP的增长而降低环境保护政策和标准，牺牲环境质量；通常把教育文化、公共卫生及其他民生需求当成次要议题，对一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发展理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但如何在体制与政策的组合上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案，纠正不平衡高速增长带来的失调，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环境保护以及国际社会身份认同等多重目标的兼顾统一，还有待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西方各国常用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针对二维市场经济情况的，显然不足以应对中国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宏观政策的战略与工具进行创新，从而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理论进行创新。显然，这是中国问题提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挑战。

城市化要着眼于改善生活质量

伦敦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阿塔·侯赛因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的社保体系就覆盖人口数量上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不仅要涵盖城市人口，还要涵盖农村人口，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人口将会拥有和城市人口同样水平的社会保障及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社保体系实际上是提供一种综合性的保障措施，比如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其他形式的保障系统，来保障人们的权益。

关于教育问题，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大部分教育成本经费仍主要由父母承担。贫困的农村地区存在的问题是，因为教育的成本问题，许多父母无法帮助他们的小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因此这依旧是一个应当得到解决的问题。

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同样要经历大量流动人口涌现的阶段。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领域，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是创造农村就业机会最多的黄金时期。

我注意到的是在中国对待城镇化还是传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源于依靠城市设施建设的理念，如污水处理系统建设、供水系统建设等。这是从城市建设本身出发的。但是我所注意到的是，为什么没有有关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生活质量方面以及人口数量方面的讨论呢。所以人们也许会议论，你们的城市里有楼房，有道路，有排污系统，但你们这里没有人，因此我提出这点，即城市化的原因和城区范围内人们居住的比例以及生活质量的问题。因此，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需要做的就是以其它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城市化，即并不仅仅是着眼于有多少楼房、道路，而是更好地改善城市里人们的生活质量。

自主创新是中国发展必由之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埃德蒙·菲尔普斯

伴随生产力增长而来的，是成功的创新。生产力水平以及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承担为他人提供发展机会的工作。此外，生产率的增长也将使得高速发展的国家产生高新技术产品。

中国曾向西方关闭大门数十年，这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现在中国迎来了赶超西方的机会，但这需要中国不断地作出创新。技术的引进不能害怕付出代价，引进和消化外国的技术都需要时间，中国需要通过大量的海外访问来完成这些技术引进。但引进技术带来的收益，却可以进一步用来购买公司，购买技术，购买战略物资，并将这些技术和战略物资带入世界其他地方。

创新是必由之路，缺乏创新将影响到未来发展的步伐。因此，引进西方尚未利用的科技的机会不能错过。同时，中国企业还必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以便继续降低成本。此外，中国还必须节省开支，以减少公共债务，保护退休人口的切身权益。中国也必须减少出口，并加大在国内的投资。

这一新增投资大部分应投入到开发和营销中，并通过创新，选择新产品、新方法。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展现出来自本土的创新。他们指出，创新在中国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例如在太阳能领域。我想要指出的是，发明新技术并不完全等同于创新。只有当我们利用这些技术创新，让市场采纳，并参与竞争，这些技术的进步得以成功的运用，我们才能管它叫做创新。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中国在太阳能利用技术上成功，将是中国迈入自主创新经济的一大步。

过渡到自主创新的经济必须具备哪些条件？首先，必须尽可能地普及教育，使得我们拥有众多可以对新产品的采用作出决定的管理者，并拥有大量可以学习如何使用新产品和新方法并迅速进步的员工。第二，在金融部门，必须拥有具有所需的经验及良好判断力的人才，他们知道购买哪些产品，避免哪些产品。我认为中国政府利用国家资本来保证创新的活力的方法相当得力。第三，政府必须拥有否决权，决不能让特殊利益通过贿赂或干扰，阻碍企业家和金融家的创新实践。

欧盟需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

德国前总理 格哈特·施罗德

一个成熟稳定的中国符合欧洲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必须加强与中国在各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因，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和民间社会。只有建立在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双方才能搭建信任的纽带。要达到这一效果，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首先，加强两国经济互动。在双边贸易迅速扩大的基础上，必须增加合资企业的数量。开放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要素。没有开放和投资，我们就无法前进。因此，欧洲不应该对中国投资欧洲经济采取防御措施。因为欧洲经济不仅依赖于国外投资，也依赖于国外的知识和技术。

第二，经济活跃也放大了中国的环境问题——空气和水的污染尤其严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欧洲可以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此外，中国在改进能源效率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也需要协助，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公司可以提供技术和服务。只有我们携手并肩，才能达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目标。

第三，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民间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中国和欧洲青少年文化交流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只有当中国和欧洲的青少年互相深入了解，才能发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加强对彼此和欧中关系重要性的认识。

第四，中国的国际一体化政策必须持续下去。中国必须在国际机构中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在过去的数年里，世界各国，特别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海湾地区的能源供应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强大。伴随这种力量的增强，也需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承担责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国中结束两极化政治。这些国家必须在国际机构中允许拥有更多的影响力。这同样适用于金融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委员会。

只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才能更好地面对国际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欧洲人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公平信任地同中国进行对话。

我必须补充的是，这种合作途径将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制裁。制裁的目的是孤立和歧视。取而代之的是通力合作，努力融合，共同变化。强调广泛合作和共同处理全球性挑战的政策，符合欧洲和中国的利益。

中国为何如此出色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非凡，只有用“奇迹”才能描述这一成就。在过去30年中，2000多万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自1979年改革以来，能取得这样非凡的成就？为什么在改革前的30年里中国没能取得类似非凡的成就？为什么其他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或非社会主义经济体，无法实现类似的成就？我们能否从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归纳一些经验，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参考以实现类似的经济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自工业革命以来，任何经济的持续增长都依赖不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中国1949年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后发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如果它们想进行技术创新或结构升级，就需要通过自主研发来投资科技或产业，成本高、风险大。但是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在全球科技前沿、产业前沿与体制前沿之内，可以模仿、借鉴技术和理念，成本低、风险小。观察中国在1979年后的增长轨迹，能看到中国是利用了后发优势，降低了创新成本，并逐步实现了目标——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社会与经济体制升级。

那问题在于，中国的这种后发优势的潜力1979年以前就存在，为什么1949年至1979年中国经济发展那么低迷？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潜力。因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是革命家，希望将中国迅速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试图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与高收入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或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农业经济的禀赋是劳动力富集但资本稀缺。所以，政府想要支持发展的行业恰好违背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与竞争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不具自生能力，所以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价格扭曲手段，保护、补贴它们，比如压低银行利率、压低外汇汇率，这些扭曲产生了短缺，政府又利用各种行政分配手段为这类企业动员资源。通过这些手段，政府的确可以建立起优先发展的行业，但是整个经济的资源被错配且激励机制被抑制。

那么为什么其他的改革经济体、转型经济体经济表现不佳呢？在许多国家改革的初期，它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价格扭曲是内生的，因为这些手段是为了保护优先发展行业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并且，如果立即把这些扭曲手段取消，那么这些优先发展行业很快就会瓦解。这样无疑会加剧失业与社会不满、GDP的衰减。一些国家为了避免这些社会问题，就继续通过更加隐蔽的手段来补贴这些企业，而它们的效率也就越来越低。但中国认识到了这一点，采取了一种“双轨制”方式。一方面，中国继续给重点行业中不能自生的企业提供过渡性的保护。另一方面，中国在自己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放开行业准入。因此，中国能同时实现稳定与强劲的增长。增长又逐步为中国改革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创造了条件。这样中国逐步迈向了市场经济。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实现同样的成就？答案显而易见，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机遇。中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即一种渐进、双轨的方式。私营企业的进入与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个动态进程，来逐步改革那些老行业。我认为它们也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取得成功。我希望，这就是中国能够贡献给世界的，那就是对现代化挑战的理解，对转型与改革挑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