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徐明棋所长做了题为“中国的财政债务综述”的学术报告，徐教授通过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分析和预测，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张实现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也同样得益于中央政府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但是，即使中国目前的政府负债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刺激政策仍然有着不少负面的影响。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问题所在，正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例如限制地方政府继续举债的政策。因此，徐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良好稳定的发展态势。

来自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赫尔穆特·莱森做了题为“全球公共债务”的学术报告，莱森从七国集团和新型市场国家的公共债务问题出发，比较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共债务的动态情况。认为目前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其债务动态已经走向负面，要求更高的基础性平衡。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债券指数上升，导致其收益率下降，且由于汇率升值的压力导致美元借入成本走低。最后，莱森提出了未来中国增长的积极因素和面临的挑战，并认为新兴市场的税收增长将主要依赖于中国。

HTW柏林应用科学大学的塞巴斯辛·杜廉教授做了题为“欧洲债务危机—起源与未来挑战”的学术报告，杜廉教授分析了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背景，具体介绍了欧洲“PIGS”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欧元区国家巩固财政状况的前景，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债务危机的政策措施。

复旦大学CCES副主任殷醒民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与工业重组”的学术报告，殷醒民教授的报告主要包括三个议题：中国贸易受到的外部冲击；中国GDP的V型增长及其驱动力；全球工业的重新平衡。在中国贸易议题中，通过对危机开始后的中国贸易情况的分析，殷教授认为，尽管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外需爆发式增长的蜜月期不再，但政府提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已帮助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V型复苏态势。在中国经济的驱动力议题中，殷教授根据GDP支出法，对危机前后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数据作出比较分析，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表示乐观。最后，在全球工业重新平衡的议题中，殷教授比较了中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不同增长率，指出中国正转变为全球主要的工业经济体之一。因此，对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殷教授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在重振重工业导向型战略，并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市场。

复旦大学CCES的张晏副教授做了题为“如何规避中国刺激性财政政策的长期风险”的学术报告，张晏教授提出，金融危机中，中国“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出台快，力度大，地方政府的配套分担了中央调控的责任，因此，政策的短期成效显著，但同时又给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埋下隐患。张晏教授继续分析了“4万亿”财政刺激可能带来的长期风险，并指出长期风险存在的制度根源。最后，提出规避长期风险的出路应该包括：政府向市场让权，建立有限政府；国家向公民让权，建设法治社会；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

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财经研究所的赵敏博士做了题为“地方政府债务成因及对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视角”的学术报告，赵敏博士首先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收益和风险的分析，从制度与政策角度给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接着通过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数据分析，指出其中的债务结构，并对债务风险做出压力测试。最后，赵敏博士认为，应该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行为，以及政府平台的投融资行为。

韩国同德女子大学的Yoocheul Song教授做了“韩国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努力”的发言，他认为，韩国的生产率远低于发达国家，韩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对贸易的高依附使得韩国经济易受到外来冲击，并且大企业在韩国经济中扮演着主要角色。韩国政府在应对危机的努力中引入了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并且努力培植绿色产业成为未来增长的发动机。

新美国基金会的托马斯.I.帕利教授作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中的作用”的报告，他认为大衰退后的全球经济在挣扎中进行，美国、欧洲和日本面临长期经济停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所以世界经济的复苏需要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齐心协力。帕利教授认为依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终结，全球经济的未来主要需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再调整，如果这一点未能做到，将会对工业化国家造成后冲力，这将会导致国际经济紧张关系的加剧。

山东大学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汤玉刚副教授作了“地方政府融资创新：根源、绩效和风险”的报告。他认为，虽然中国的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在过去的近20年中却在不断地增长，尤其在危机期间，债务增长更加显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事实上已经存在很久。在目前推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应清查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分类评估债务风险，授权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地方本级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尼日利亚财政部经济顾问奥.约瑟夫.纳纳博士就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生存战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对于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尽管这些国家只是部分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但由于它们的金融机构较为弱小，加之监管不力，所以更加容易受到本次金融传染病的冲击。与发达国家相比，撒哈拉以南国家付出了不成比例的高昂代价。发展中国家应当以审慎的态度迎接全球化，尤其是在资本项目的开放上更应谨慎从事。

德国联合服务业工会联邦管理机关首席经济学家迪克.希尔舍尔作了题为“金融驱动型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的发言。他认为，实质性的金融规制已经严重滞后，银行规模仍旧太大，破产影响巨大。目前应该进一步改革金融规制的手段，改革劳动力市场，减少全球失衡，努力实现经济民主化，扩大社会福利国家的范围。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施坦方.舒尔麦斯特博士作了“资产价格波动、大危机与金融交易税的可能性”的报告，他以“基本面派假说”和“牛熊交替假说”为基础，结合大量实证数据得出了若干结论：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之间的差异不断增长；对衍生品市场的投机增长最快；资产价格总是在“牛市”和“熊市”间交替波动；金融交易税将特别影响非常短期的、有着高杠杆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