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2日，由经济学系主办的“转型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1期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使中国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围绕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理解和相关举措落实效率展开讨论。论坛由经济系主任张晖明教授主持并发表主旨发言，张晖明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围绕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管理的工作重点特别指向“供给侧”，也就是说从以往的重视“需求管理”，围绕如何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形成GDP的“三驾马车”）的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转向直接对供给侧因素施策，而供给侧的因素主要是资本、劳动、土地和科技等方面的生产要素，进而有这些生产要素的集成释放的全要素争产率（TFP）。由此，需要消解人们可能会直感地对供给侧改革的三个误解。第一就是简单地将我们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等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中采用的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实际上这种理解有点懒人主义，尽管都重视供给侧，但是经济运行的背景和面对的经济困难问题以及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同；第二就是认为抓供给侧改革，对“僵尸企业”（指占用大量生产要素资源、依赖信贷资金维系生存，没有产出、长期严重亏损，据有关报道，在上市公司中就有266家之多，主要分布在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石化、建材等行业）开刀，坚决予以关闭。因为有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排队认定，因此被卡做是“计划经济”行为，这种看法没有看到政府注意使用经济手段，包括环境标准、能耗标准、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对所谓僵尸企业的处置。第三就是认为重视供给侧是否就忘记或者是排斥了“需求管理”手段，实际上也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跳跃思维。今天强调供给侧改革，并没有否定或者是丢弃“需求侧管理”，对于中国式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政策还在，且更加注重与供给侧措施相配合。特别是重视“聪明投资”，也就是对高新技术和重大基础设施的“精准投资”，继续扩大投资、扩大需求，而且，这种投资完成头形成新的生产力，可以带动供给侧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可以进一步带动在新的技术平台上的供求结构的调整再平衡。其次，通过重视供给侧发力，加快结构性调整的步伐，提高结构再平衡的工作效率。所为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总量在供给侧存在的过剩现象，本体经济存量上的产能过剩，尤其是低端产能严重过剩，而高端产能哟相对不足，也就是比较突出的供给结构难以满足需求结构的要求。很多报道都指出国民境外消费购买行为的案例。因此，这种结构调整工作就表现为“三去”，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任务提出的“三去一减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三去”而言，我们学经济的都可以理解实际上就是经济运行的三个圈层关系。对于结构性改革的工作内容，如何是既有的生产能力能够加快技术升级，显然不是可能一蹉而就的事情，技术进步是一个联系的投入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实际上，国人为什么到境外购买生活消费品涉及到许多因素，包括消费行为、消费观念、商品价格（与关税有关）、产品品牌、信誉、售后服务等等。这种结构调整的背后还与发展动力的转换有关，就是要从过去那种依靠资源、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难以立竿见影奏效。第三，关于解决供给侧结构性存在问题，一定是要通过改革措施去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行政措施，或者说会到政府包办。通过改革，自今年五月起，全面推行“营改增”改革的结构性减税，全国可以减少5000亿；适当降低企业的劳动保险缴交资金数量比例，上海已经退出降低百分之二点五，全年可以减少企业负担135亿，已经有多个省市推出这一做法；减少审批，可以相对节约企业的办事成本；进一步推进服务经济的管理和体制，节约企业的物流成本和交易结算成本，等等。改革措施的更加钟头的方面就是“补短板”，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转轨进程中存在的在不同体制侧面相互之间的不配套、不协调现象，导致市场化在不同领域存在的发育不均齐，由此造成体制瓶颈带来的不同经济主体的“投机行为”，由此造成的机构性问题。
在引领性发言后，老师们积极呼应参与讨论，现场学术氛围浓郁。马涛教授、程向前副教授认为，经济运行有周期性本来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换句话说是很正常的现象。认为重视采用改革举措实质上还是归结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近期施策，一方面强调“去杠杆”，另一方面，似乎又存在着对某个领域的“加杠杆”的现象，由此是否会对整个的工作效果的拖累。因此，改革的深化还是要特别强调敢于在行政体制、政治体制上全面推进改革，规范政府行为。马涛教授还特别提出，中国经济学人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时存在着盲目照搬西方。戚顺荣副教授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政策设计方式的改革，对企业的“关停并转”不能等同于改革。王弟海教授认为过分的政府投资刺激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还有是否需要注意不应过分强调“新常态”，因为对新常态理解不准，就会影响对经济的预期，进而影响经济行动，包括消费和投资的积极性。尹晨副教授认为供给侧不能只是一个框架，而应是顶层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部分，政府应做到“放管服”相结合。高帆副教授认为要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首先应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其次应改善生态环境问题。李志青认为市场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应该留给市场解决，政府不能一直充当全能型政府。樊潇彦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讨论这一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政策的具体落地施行是关注点。张涛副教授认为目前的库存高企及结构失衡问题应该由企业家自己解决，而不是政府出面，并认为我国政府应学习日韩，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促进创新还可带动对研发人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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