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十一
陆铭 经济&社会学者
当下，中国的某些方面就像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却像成年人那样，在积累财富的跑道上疯狂地奔跑。我们是不是可以沾沾自喜了？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在陆铭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攸关未来的十字路口。
10月的上海天气无常，下雨后的傍晚，秋意盎然。陆铭在这个经济繁华的大都市，教书、生活。见到记者的时候，他头戴一个鸭舌帽，看起来很时尚。
“如何不影响居民的既得利益，如何利用土地增值造出一块利益，以解决农民工进城没钱的问题。通过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并配套以地方官员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才是化解中国当前很多困境，尤其是城市化困境和经济增长模式困境的治本之药。”采访过程中，陆铭会时不时地抛出有关社会问题的观点。
陆铭平常大量的讲座都是在讲当代中国经济的问题，但他的研究本身多与社会学和政治学有着交叉。
“经济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跟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结合得越来越广。”陆铭说，他很感兴趣，这些领域都在用经济学作为主线。“社会学是讲如何分蛋糕的，而经济学要考虑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很多社会问题可以用经济学求解”。
陆铭认为，中国经济30多年市场化改革以后，我们距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有距离。“中国限制劳动力流动，这样既无公平也无效率。效率是跟经济的持续增长挂钩在一起的，公平是跟社会和谐挂钩在一起的。而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不是相悖的，是可以携手并进的。在这两个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政策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而核心的核心就是户籍制度。但是，户籍制度已经把人分成两类，一类人比另一类人更多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人人拥有公平机会，这样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市场经济。”陆铭说。
最近，陆铭把他在搜狐财经的博客大标题改为了“为了公共利益”六个字。而且走哪他都要提，利用讲座、文章，一切场合。以前，他对过于频繁的公开演讲是蛮排斥的。
“我在想，我们很多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难以推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考虑自己的利益。”他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面临公平和分配问题。如果走不出这个圈子，最后实际上是大家一起受损。
“我可能很难改变今天的一些政府官员的做法，我知道挺难的，难也要讲”，他说，“哪怕今天讲的改变不了，至少可以改变我的听众。我听众里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政府官员。也许我可以改变未来”。
他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博客的名字不会改了，之前老变。“为了公共利益”这六个字，要贯穿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要贯穿他提的政策主张。
■ 同题问答
“经济下行速度超预期”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陆铭：北京大学的姚洋老师。他对经济学、政治学知识融会贯通，同时也对中国很多现实问题有很深入的理解。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陆铭：唯一的意外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有一点点超出我的预期。我也预期到，今年会很差。但今年差的程度，让我觉得有一点意外，对实体经济抑制的作用要超过我的预期。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
陆铭：户籍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土地法也会有点修改，具体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
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陆铭：我觉得围绕城市发展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文化设施等还是值得投资的。
【核心观点】
户籍制度所导致消费的损失大约占GDP的1.8%，而我们每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0%，也就是说这1.8%相当于我们每年经济增长部分的1/5。
新京报：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到政策层面上，最相关的就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陆铭：当前中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政策上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我们现在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有限制的。劳动力就是一大生产要素。经济学里面讲，劳动力流动可以带来地区间的均等化。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了劳动力进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四川工作的人，看到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收入高，可能会到北京和上海去工作,这就是劳动力流动。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当到北京去挣的钱，扣掉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四川一样就不会去了。劳动力越是自由流动，地区间的经济从人均意义上收入越是均衡。如果我们说管住不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目前造成的结果就是高技能、高收入的人群是管不住的，比如硕士毕业、博士毕业的人，留户口总是能留的，户口问题主要限制了低收入者。
低收入者被限制住，高收入者都到北京、上海去。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速度快，当算人均收入的时候，大城市人均收入增长比小城市的更快了，实际上这反而不利于收入差距缩小，也制约了那些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
新京报：户籍壁垒到底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陆铭：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在城市里形成新二元结构，就是有当地户籍的人和没有当地户籍的人。在这两类人群之间存在几个问题：我们研究发现，在一个地方，没有当地户籍的人比有当地户籍的人，对政府、社会的信任程度更低。我们还发现，外来人口的幸福感也是更低的。在大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外来人口的聚居现象，这对城市的和谐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
从经济方面来讲，我们今天总是讲中国内需不足。之前，我们研究比较了所谓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消费的情况。如果这些人在年龄、性别、收入这方面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当地户籍，我们发现，一个“外地人”的平均消费要比“本地人”低30%。
新京报：户籍问题为什么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
陆铭：有几大原因：第一，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流动性很强，一些耐用消费品就不买了，或者就是租也不会买；第二，没有当地户籍的人社会保障覆盖率是很低的，低于10%，他就比本地人要更加存钱去防止养老和生病。尽管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扩大，这个扩大是指城里人，并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第三个原因，一般来讲，人们的收入应该是越来越高的。当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借钱消费，未来再还掉，这是人们通常的行为。但对于外地人来说，如果不能在城市定居的话，就必须要回老家。回老家以后，他们的收入可能会比现在在城市里打工大大下降的，所以他们会存钱，以防止未来收入的下降。
据我们测算，户籍制度所导致消费的损失大约占GDP的1.8%，而我们每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0%，也就是说这1.8%相当于我们每年经济增长部分的1/5。
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想到研究人的幸福感呢，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有联系吗？
陆铭：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收入或者人均GDP水平提高了，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快乐了？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是没有，回到中国来说，有些人发现收入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幸福感甚至在下降。这里面就要问为什么？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解释，就是认为跟收入差距有关系。中国在变得更富的时候，收入差距也变大了，前者让我更加高兴，后者让我更不高兴，总的来讲就是两个效应给抵消掉了。
新京报：存在收入差距是绝对不好吗？
陆铭：要看收入差距是不是跟你的身份有关系，如果是跟人的身份没关系的收入差距，其实对社会来讲是好事，它会激励我努力工作，获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当社会当中有一种收入是你能得，而我不能得，你又变得比我更加富了，不公平的因素存在了，我就不高兴了，这个在中国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户籍。
新京报：户籍问题是否也影响到收入分配？
陆铭：如果涉及到行业收入差距，我们要研究很多变量，不只是户籍一个方面。第一，户籍会阻碍你进入高收入行业。第二，就是社会关系，我们会发现社会关系比较丰富的人，比较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第三，政治身份也很重要。
一些人现在对收入差距的不满，并不是对差距本身不满，而是对由不公平因素导致的差距感到不满。我们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不只是因为教育差别导致的，同时也是一些不公平竞争因素导致的，所以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改革？
陆铭：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速度、降低门槛。因为户籍问题，上海人才流失，很多高端人才都留不下来，这不利于上海的经济发展。北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加快速度，也要降低门槛。核心是要不要设立技能标准。
上海给户籍打分的时候，必须要具有技能职称，或者技能的证书。我经常举例子，在餐馆里面的服务员，或者捏脚店捏脚的工人，送牛奶的，有什么技能的证书？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些人你需要吗，肯定也是需要的。
如果说我们不需要了，从宏观来讲，经济增长会受影响；从微观来讲，城市人的生活会受影响，当你把这些人赶走的时候，剩下人的服务价格会提高，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购买力。
市场调节可防止城市“爆炸”
新京报：关于户籍改革，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改革举措，你怎么看？
陆铭：当“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外来人口就变得不高兴，其实我同时也发现了，有当地户籍的本地人也变得不高兴。
“本地人”有两个效应，第一，他是强势的，他比别人越好的时候他越高兴。第二，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甚至犯罪率上升，强势的人也不高兴。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既没效率，也不公平，也不和谐。
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主要矛盾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我们现在避重就轻，中小城镇放开户籍，这起不到多大作用。中小城镇创造就业和收入的能力比不上大城市，人们为什么要去？
新京报：有人认为户籍制度一旦放开，城市会爆炸。
陆铭：不会的。这里面有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当户籍制度慢慢放开的时候，因为土地有限，地价、房价慢慢往上涨，涨到有人觉得这么高的房价，在这里生活已经不如回老家了，这个就是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城市规模。
当一个城市放开以后，土地价格和房价的上涨，会连带使得生活成本上涨。如果生活成本上涨，抵不过一个人到这个城市里面所获得收入的时候，就不来了。
新京报：生活成本上涨，会不会影响到城市发展？
陆铭：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国家反过来补贴低收入者，通过补贴这部分人增加城市服务业的劳动供给，把城市的活力和生活质量提升了，而这个城市，活力和生活质量反过来有利于高收入者。
说通俗点，高收入者雇得起保姆，下得了饭馆。这时，一方面经济增长上去了，一方面也解放了他的生产力，他可以多点时间去看书工作，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享受生活。表面上，政府在补贴低收入者，实际上间接也让高收入者受益，最后城市发展起来了。
均衡发展不应阻碍生产要素流动
新京报：我们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在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你为什么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大城市？
陆铭：我的研究表明，越大的城市，越能够提高就业的概率。
当一个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时候，居民个人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这在经济学里面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或者教育的社会回报。
新京报：城市间经济的发展难道不是应该尽量均衡吗？
陆铭：当经济资源被行政干预从大城市到了中小城市，从沿海延伸到内陆的时候，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下来了。
我们常说要均衡发展。但是实际上，反而没有均衡。因为在人均意义上讲，越是阻碍生产要素的流动越是没平衡。只有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让城市去发展，它是更加有效率，而且是更加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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