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报推出系列报道，透视“财富焦虑”。文章指出，面对上涨的物价和居高的房价，广大中低收入者感到手头的钱不经花，家里的开支与消费的底气难成正比。财富焦虑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而前不久，“中国大妈抢购黄金”的新闻可谓这种焦虑心理的真实反映。

事实上，这种焦虑不仅仅体现在个人身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主要发达国家广泛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物价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受到干扰。而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避险工具安全性的降低，也让各国对安全资产有着比以往更迫切的要求。什么是安全资产？它能否缓解财富焦虑？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

■ 本报记者 王珍

创造财富不只为满足当下所需，焦虑来自安全资产属性受损

解放新论：从本质上说，财富焦虑体现了国家或个人对“财富安全性”的强烈渴望。在日前闭幕的2013年上海论坛上，对于安全资产的讨论成为一个焦点话题。请问，什么是安全资产？我们为何需要它？

孙立坚：从广义角度来说，安全资产是指稀缺和价值被公认的资源。稀缺的好处在于价值稳定，而价值被公认的好处则在于可以作为商品和服务交换过程中都能接受的一种等价物，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在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年代，人们并没有安全资产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创造财富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当下所需，而更多是为了明天生活质量不下降甚至过得更好，即需要把今天的收入带到明天，这时安全资产的供求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有些国家找不到真正的安全资产。

一般而言，人们追求安全资产的原因，就在于它表现出来的、与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属性完全不同的特征：很高的信用和较低的市场风险；而且，流动性好，通胀风险可控，甚至汇率风险也较低，尤其是非系统性风险爆发时，它还可以起到很好的抗衡风险的作用。

今天中国的“财富焦虑”主要来自安全资产的属性受到破坏。由于国内债市发展缓慢，再加上其市场化程度低，大众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与此对应的是，国内资源稀缺的市场，却暂时充当了安全资产的投资渠道，比如，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由于资金带动价格上涨的效应非常明显，再加上政府让房地产市场 “软着陆”的意图十分清晰，于是，房地产投资的“安全性”就被抬高了。本来属于风险资产的房地产却被“伪装”成安全资产，这导致实体经济这一安全的投资方式被忽视。

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日益增长，安全资产的供给却在不断减少

解放新论：以前，当经济出现危机时，市场主体会很自然倾向于持有黄金这种安全资产以规避风险。但是今天，当出现类似情况时，人们发现，即便是黄金也已不够安全了。是什么导致了安全资产的缺失？

孙立坚：最初，人们把黄金作为安全资产。随着金本位时代的结束，世界来到一个靠货币发行作为财富单位的信用时代。货币不是实物而是一种凭证。如果说，金本位时代资产的安全性更多体现在创造财富上的话，那么信用时代则主要是从管理角度考虑资产的安全性。

作为黄金替代物的美元及美国短期国债一度充当了全球安全资产的角色。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价值不再稳定，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也把美国国债的信用问题放到了桌面上。而目前还没有一种能取代美元和美国国债地位的安全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陷入了安全资产缺失的局面。

当前世界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矛盾，是日益增长的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和有限且不断减少的安全资产供给之间的矛盾。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失衡是导致目前安全资产缺失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各国收入增长推动了对安全资产的需求的增加。尤其是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和欧洲的信用评级的下调导致国债资产的安全性降低，市场规避风险的偏好加大。投资者对传统安全资产的安全度大失所望，寄希望于新的安全资产来作为避险投资。

另一方面，安全资产的供给自身能力却在萎缩。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债充当了全球金融资本的避险港湾。由于集安全性和流动性于一身，美国国债得以成为国际银行全球融资的主要工具，而且美元也成为各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主要品种，美元信用在国际贸易融资和结算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美国在国际商品交易中的市场占有力。但是，美债的供给毕竟受到美国国内财政纪律和货币稳定的约束，无法满足危机后人们对安全资产的需求。而且，美国政府自身的财政赤字问题，也使美债“安全程度”不断下降。

化解风险不能单纯靠货币增发，需以金融创新提升实体经济

解放新论：目前，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有人建议中国效仿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此来扩大内需提升消费。对此观点您怎么看？中国应该如何打造安全资产？

孙立坚：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源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主要问题在于金融危机破坏了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正常的价格规律，而它的技术创新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迄今为止依然是世界一流的，因此，只要安全资产的价格修复了，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就会重新恢复，美国经济仍然会表现出它强大的竞争力。所以，美国坚持采取非传统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为了修复其安全资产被破坏的价格体系。

而中国的问题是发展阶段和增长方式所共同造成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用单纯的货币增发方式来把风险“整体”消化。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因为社会大众对资产的“安全性”更为关切，同时却又缺乏能够充分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从而情况更为复杂。

在我看来，欧美国家爆发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创新滥用”导致安全资产缺失，而我们受到牵连的原因则是因为“金融创新不足”使得结构调整无法实现。因此，打造中国安全资产不妨从金融入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发展科技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价值投资，扶持高收益、高附加值的企业。

2、学习德国，发展关系型金融。让更多的中小银行实施差异化服务，以其特有的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把好资金和风险关口，避免产能过剩和银行间争抢客户的恶性竞争。在这方面，今后应该放松管制，让民间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

3、发展财富金融。老百姓的财富焦虑不是单靠发工资就能解决的。今天中国“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带动的往往不是消费而是追求财富收入增长的金融投资需求，因此必须提供多元化的理财渠道，比如给中低端收入的投资者提供固定收益的保本理财方式。

4、消费金融。要扶持高收益企业，关键是产品落地。如果消费不旺，企业产能就会过剩。目前中国“消费贡献率”的上升是由于投资和净出口的明显下滑引起的经济增长放慢所致，不能乐观地把它们看成是“中国内需已经形成”的指标，因此扩大内需、提升消费能力依然是一个主要抓手。

此外，还包括做好解决民生问题所需要的政府金融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举措。

当然，打造安全资产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实的社会保障和完善的政府信用体系等建设的跟上。事实上，今天没有特殊意义的安全资产，从根本上说，只有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降低对安全资产的过度需求，安全资产才真正变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