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6年4月22日，美国纽约，美国国务卿克里抱着孙女签署《巴黎协定》。(图/视觉中国)

第47个地球日之际，时隔4个多月，继2015年12月全球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之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再次共聚在一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他们代表各自国家共同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标志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和治理进入了全新时代，这将对世界社会经济的下一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自30多年前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并逐渐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开始，随着气候环境本身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平均气温的升高），以及世界各国通过各种渠道开展的动员，包括认知上的、行动上的、意愿上等等，时至今日，在有关气候变化应对重要性上，世界各国基本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共识，那就是气候变化是当下所面临的首要全球性环境问题，而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是造成这个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

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始采取行动，并务必将气温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的范围内（相对于工业革命开始的气温水平）。

事实上，这个基本共识的基础在于，气候变化及其应对关涉到各国发展的根本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在全球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下，世界各国无论地处何处，国家规模大小不同，直接影响程度的高低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差异，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应对的进程和框架。

就此而言，在气候变化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正是本次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并签署《巴黎气候协定》的关键性条件。

《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全球在气候变化应对上取得共识，面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在整个长达30年的应对进程中，可以看到，各国的态度和应对政策有所差异，并在逐步变化。

在最早期，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积极的其实是北美地区，早在1988年，在加拿大就举办过一次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如何应对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北美干旱。

在此契机下，同年成立了联合国旗下的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小组（IPCC），并直接推动了数年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里约峰会，1992）。

这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动力并非其他，而是来自于各国在气候环境上面临的挑战，应对挑战的背后意味着收益。

当然，来自于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并非一成不变。在短短数年时间里，早期的始作俑者，北美地区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上却成为“拖后腿”的落后分子。

以发展中国家的“例外”为由，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一度险而“夭折”。不过，幸运的是，欧洲接下来了这个“接力棒”，英法德等国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坚力量。

探究个中的原由，仍然与彼时欧洲地区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气候环境挑战，以及能源挑战密不可分。

欧洲的能源消耗高度依赖外部供应，尤其是俄罗斯的供应，同时，气候环境变化的后果也给欧洲带来巨大的损失。基于这样的考虑，欧洲决定在气候变化上另起炉灶，并把握全球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主导权。

为此，从《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开始，欧洲便在气候变化应对上励精图治，从技术、制度、思想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面向绿色低碳的变革。

结果表明，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直至今日，欧洲不仅自身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显著的成果，而且还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上取得成效。

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一直到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举办，尽管中间也有挫折，但最后还是获得了成功。与其说这是国际社会的成功，还不如说，这是欧洲的成功。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应该看到的是，责任与权利在动态中实现了均衡。

如前所述，30多年的努力造就了《巴黎气候协定》，但在这个协定签署之际，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气候变化应对上有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变化？

显然是有的，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着眼于气候变化应对的低碳发展，正在全球多个主要国家呈现出加速度前行的跨越态势，并极有可能提前实现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的“脱钩”。出现如此变化，有两点可能的原因。

其一，经过长期的动员，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普遍共识。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还是“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尽管认识的途径、方式不尽相同，但结果是相似的，那就是上上下下都已经认识到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以及高度自觉地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转变推动下，长达一代人（30年）努力所形成的量变开始逐步迈向质变，也就是说，30多年前播下的这颗种子，如今已到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其二，除了主观上的因素外，客观世界的变化也在推动气候变化应对的加速。

一个是物质世界的变化，包括设施设备的折旧，新兴技术的变迁，传统发展模式的终结等等，对于这些领域变化所需的时间而言，30年的时间已经足够漫长了。

另一个则是经济世界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从目前的状况看，自2009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在中长期内的增速下滑已经不可避免，大量的传统行业和旧业态将被淘汰，这实则为低碳发展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良机。

当然，为此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的波动性风险，以及如何提高低碳发展的效率。

就此而言，有理由相信，在《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之后的中长期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取得积极的成效，而低碳发展也将呈现积极的势头。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上，中国的态度是坚决的。那就是，基于国情的需要，既为自身，也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样的态度源自于中国在绿色发展上所面临的挑战，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长远发展目标，我们必须取得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上的双赢。

具体到气候变化应对的进程上，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后发者”。中国既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令中国具备了承担应对所需成本的实力和能力。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是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的一场“环境变革”，经济改革上的成功恰恰帮助中国获得了有关“变革”的丰富实践经验。

当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风险，尤其是如何实现经济与气候的双赢。客观上而言，气候变化应对上所出现的最新变化，可以为经济的增长创造更大的腾挪空间，但事实上，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根基还需进一步加强，传统业态和发展模式在经济中仍占有着较高的比例。

同时，即便是在后《巴黎气候协定》时代，国际社会各种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利益博弈仍在继续，而气候环境本身也在以极为复杂的方式变化着。如不对这些潜在的风险进行研究和应对，那么，我们实则很难真正取得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上的决定性胜利。

总之，有关气候变化应对，我们可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人类极有可能提前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但环境变化的挑战和风险依然存在，而且将以不同形式出现，值得我们警惕和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