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2日，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2012年世界经济热点问题圆桌会议》顺利召开。世界经济系主任黄亚钧教授宣布会议开始并主持了第一场主题发言，世界经济系庄起善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主题发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唐朱昌教授、陈建安教授、沈国兵教授、刘军梅副教授，浙江大学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黄先海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尹翔硕教授、强永昌教授、程大中教授、吴力波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茆训诚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胡荣花副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罗汉、潘宁、田素华、孟俭、王健等老师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会议讨论。
尹翔硕教授基于“全球趋势2030”等两个报告，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作了基本判断，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新兴国家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状态，但问题依然存在。中国问题面临的任务是：稳定增长、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依靠外资进入维持的增长不能持续，需要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因国内储蓄率较高且主要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在提高。调整结构的关键是改革收入分配政策。依靠政府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难度很大，中国调整结构应坚持从市场经济改革入手，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进一步开放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所有类型的企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
唐朱昌教授对2012年的俄罗斯经济做了回顾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做了展望。唐朱昌教授指出，2012年发达经济体没有摆脱增长颓势，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全球普遍呈通货膨胀趋势。例如美国，存在财政悬崖、房地产低迷，以及严重的失业等问题；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日本经济外需不足问题。此外，金砖国家增长率有所放缓，各国利益诉求分化明显，经济博弈激烈。俄罗斯是2012年唯一没有被IMF下调增长预期的国家。居民实际收入增长3.5%，外贸顺差较大。人口负增长得到遏制；投资环境排名上升；高盛预测俄罗斯将在2020年超过意大利。2013年，俄罗斯仍旧处于政治发展的过渡期，政局可控，但难以确定完全的政治架构，表面的三权分立制度并没有起到制约总统的作用。在经济模式方面，俄罗斯领导层存在分歧，属正常现象。不同领导人代表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会带来试错成本。俄罗斯入世后，是否能把握入世机遇和趋利避害是个问题。入世肯定有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关键是其能否把握这个机会。俄罗斯在远东开发与欧亚联盟建设方面一直有宏伟计划，试图建立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大欧洲联盟，但缺乏资金保证。俄罗斯的资本外流难以遏制，且因俄罗斯拒绝外国移民进入，只接受高端人才，不接受低端人才，导致其劳动力供应不足。俄罗斯能否获得稳定的能源收入仍是未知数。俄罗斯的发展仍将受到美国等外部制约。
程大中教授基于中国经济史文献与数据，讨论了“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他首先回顾了过去1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实际GDP占世界的比重约为20%；实际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而在150年后的2011年，中国的实际GDP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0%；实际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从趋势模拟的角度看，1978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开放只是对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开放水平的回归，尽管两次对外开放的方式与性质不同。其次，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与贪污腐败逐渐形成正反馈机制的恶性循环模式，这一模式集聚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将造成经济和社会崩溃。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模式，一方面政府必须回归本位，恪守“守夜人”角色，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要深入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与完善体现“模糊面纱原则”的宪政秩序和法治。高薪无法“养廉”，只有好的宪政秩序和法治才能“养廉”。
黄先海教授根据中国技术企业数据，分析了产品内分工、要素成本与企业技术创新问题。黄先海教授认为：中国出口量虽然大，但获益较少。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生产成本也在上升，因出厂价格仍然很低迫使企业进行内部消化。研究显示：要素成本上升对创新投入的弹性为负数，对新产品的弹性则显著为正。创新企业是将母公司的新产品导入，而不是自己研发。但认为出口贸易负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则是严重的误导，此判断未考虑出口贸易的乘数效应。另外，外贸出口能带动产业升级，但实际上，出口量越大，升级越慢，这是贸易的逆反效应，企业会用市场替代来替代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向外转移而新的产业却未出现时，容易引起产业空心化。
沈国兵教授就出口退税和工资水平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做了发言。沈国兵教授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不是很大，但中国出口大量提升明显。我们可从工资、出口退税角度做分析。利用季度数据，在传统的模型加入出口退税和工资水平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工资上升诱导企业创新，并形成倒逼机制。从低工资到高工资，并没有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对工资具有一定的正反馈作用。贸易部门生产力高，利于出口。加入出口退税和人均工资后，国外收入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不再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因为国外收入和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作用大大降低，工资上涨并不是对出口不利。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影响不大，工资上涨不是原罪。
陈建安教授就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做了主题发言。陈建安教授指出，就经济福利及GDP效应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对韩国最有利，对日本最不利；对最惠国实施关税税率，韩国最高，中国最低；但总体来说，日本最低，韩国最高，不论是加权平均还是简单平均，韩国的海产品和农产品、大米与日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陈建安教授认为，中国不应该过于参与农产品关税战争。就制造业来说，对中国比较麻烦的是汽车行业。日本制造业的关税已接近于零，但形成对比的是，韩国在某些制造业里关税特别高。因此，日韩谈判里主要围绕中间品、零部件行业。我们难以运用单纯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中的各国立场问题，里面有政治因素。中国应采取积极慎重推进态度；至于韩国，韩日FTA必须推迟到韩中签署FTA之后或韩中日FTA建立之后，既怕中国又怕日本；日本仍然保持观望态度。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面临的问题包括：政治上相互不信任，都涉及领土纠纷问题；韩国的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强烈；日本比较强烈地倾向于保护其劣势产业；日本的棉纺织业现在还是优势产业、原材料供应地；最后是政治及外交上的利己主义。由于以上因素存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可能旷日持久，三五年都不一定谈得下来。就中日韩三国而言，其战略是综合平衡，尽最大幅度地克服农产品关税减让瓶颈，竞争力丧失企业可将生产向外转移；竞争力弱化企业可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和工序间分工策略。
吴力波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兴盛抑或衰亡？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发展动态”。吴力波教授指出了欧洲碳排放市场出现的新状况，特别是碳排放权价格下降剧烈。吴力波认为，碳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不同，既有可预测因素又有不可预测的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包括：温度 气候 能源价格 经济景气；系统内部影响因素包括：总量约束、部门约束（航空）、供需不确定性。碳排放市场存在是否合理，仍存在争议。据科斯定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环境损害小时用价格政策；环境损害大时用数量政策。气候变化不应该用总量，因为环境损害取决于温室气体存量，因此不应该用碳排放权限制。美国学者认为价格政策优于数量政策。Stem认为，要用数量控制。中国政府用了数量。2013年开始，有7个试点会进行碳排放交易预测。碳的排放价格和经济景气有明显的关系，但期货价格不稳定，很多时候是反向波动，和煤炭价格成正相关，和石油价格关系不明显。欧盟有个碳供给总量，存在一个价差，有一个稳定的套利空间，价差增大；政策多管齐下之后，企业是否还有兴趣和动机去参与碳市场。市场主体的类型：受管制的排放主体与其他交易者；市场结构：大排放主体与中小排放主体；交易成本：搜寻、谈判、执行、监测、报告、核查（MRV）很高的交易成本市场监管。欧洲有总量约束的交易主体22000家；德国有很多企业，宁愿浪费了碳排放空间，也不愿去卖掉多余的碳排放权，因为觉得交易成本太高。2013年要把碳交易市场扩充，从欧洲扩大到美国、澳洲、东亚，建立全球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虽然同一单位的碳排放权对各国的价值意义不同，未来还有很大不确定性。问题：如何测量流量，如何监督？
刘军梅教授就“亚太经合框架下的中俄合作”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刘军梅教授指出，俄罗斯现在对金砖概念不太感兴趣，对上合组织也兴趣一般，但俄罗斯要在“亚太经合框架”下讨论中俄合作。有什么不同点呢？中国对俄罗斯很感兴趣，俄罗斯对中国不感兴趣啊。制造业差距问题。在中俄合作关系中，参与的人越多，范围越小，矛盾就会越不突出。中俄实现合作的基础是双边贸易。2006年之后，中国对俄罗斯贸易由逆差变顺差。俄罗斯认为中国对俄出口商品的结构不合理的，我们认为合理；俄罗斯主要向我们出口原料；这种不合理是由双方禀赋不同造成的，想要改变，只能改变比较优势，而不是光靠政治呼吁，俄罗斯其实很反感中国，将中国视为其亚太最主要竞争对手。中俄合作深化的潜力包括：观念和理念理清。不要总是以为我们想要占他们资源，认为出口结构不合理，其实双方是优势互补，合作有很大空间。奇怪的是，俄罗斯却宁愿卖能源给西欧。普京认为，应该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俄罗斯只有自身强大了，美国才会睬它，其实俄罗斯现在销售的很多加工品中国都有出口；俄罗斯经济增长完全是依赖石油价格增长。
强永昌教授就“贸易、金融、技术市场开放与前沿技术变迁”为题做了主旨发言。强永昌教授指出，在生产性资本的跨界流动下，中国要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依靠前沿技术；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发展技术呢？直接投资转化为技术的动力包括：技术、成本、市场势力等。中美两国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比例显示，美国在下降，中国在增长，但美国的数量是绝对优势，只是数量之间的差距在慢慢收缩。关于金融路径，关于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母国影响的实证研究显示：所有的内向开放指标与前沿技术发展是逆向关系；所有的外向开放指标与前沿技术发展是正向关系。但是使用科学论文发表数量作为因变量实证检验后发现，IFDI和IMPORT的系数都是负值。就此，强永昌教授给出了多种解释，与会老师也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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