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发展和转型的节骨眼上。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会是如何？最近以来，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首先说的是，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更不是算命先生。近代以来乃至到当代，经济学家们预言未来，很少没有说准的。然而，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人们总是对经济学家们充满希望和不断邀请，希望他们能对一个国家未来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做一些预测。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也有着现实的需求和意义。对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测和估计，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也或多或少低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的重要作用，如何认识和把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更有着更特殊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正如一届政府决策者要对自己在任时期的宏观政策负责一样，经济学家们也要对自己的判断和公开发表出来的言论负责。别的做不到，经济学家至少不能说迎合社会需求和政府官员的喜好而说违心的话。
经济学家们不能准确预测未来，更不能掐指测算一个国家未来10年到20年的增长数字，但社会却始终有这个需求。经济学人作为一个职业又不能吃闲饭，那又该怎么做？也许只能把自己所知道事实摆出来，让政府决策层、企业家和投资者自己去做判断经济发展大势。如何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经济学人目前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告诉人们：（1）自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史实和经验是什么？（2）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和贡献因素是什么？（3）中国经济目前大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上？（4）决定未来中国增速的内在结构和世界经济环境及其增长前景什么？
从近现代和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史实中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或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是在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革命后才发生的现象。按照许多经济史学研究，尤其是当代世界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历史经济数字的推算和估计，从公元前1000年到1800年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只是像14～15世纪的威尼斯、16～17世纪的荷兰和17～18世纪英国，才开始有了有了稍微的经济增长。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后发生的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后，才最早在英国、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产生现代经济增长，而推动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工业和科技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各国经历两个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一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即从1820年到1913年。这一期间，大英帝国崛起时的经济增速只有2%左右，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进入了“英国病”的停滞时期，中间还经历了1873年到1896年的第一次世界性大萧条。同一时期，法国的GDP年增速平均在1.5上下。德国统一后崛起比较晚，但仅仅增速相比英法也高一点，平均GDP年增速超过2.5%，但德国的经济增长被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所打断了。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有一段时期超过4%的相对“高速增长”的只有美国和加拿大。
如果说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是西方国家纺织工业的创新时期，从1842年到1897年是蒸汽机、钢铁或铁路化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则是以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话，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则是由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时代。这一波经济增长又可以被称作为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乃至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发生，西方国家经历了第二波快速经济增长。从1950年到1973年间，德国的年平均GDP增速为5.69%，法国为5.05%，加拿大接近5%，美国的年均GDP增速为3.93（前提是美国经济从1820年到1950年已经是经历了超过3%平均GDP 年增速了，在20世纪50年代后到70年代有接近百分4%的年平均增速已经是相对很高的经济增速了），连英国这个最先崛起老牌工业化国家，在这20多年的年GDP增速也达到了2.93%。而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波快速经济增长，才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发生“大分流”的真正原因。
从人类近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上来看，一段时期人均GDP超过8%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一些后来崛起的“赶超型”的国家和经济体。按照林毅夫教授最近几年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除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外，保持平均经济增速在7%其持续时间超过25年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马耳他、阿曼和博茨瓦纳十二个经济体，而主要大的经济体又大都亚洲尤其是东亚。例如，从1950年到1973年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27%；我国台湾地区从1962年到1996年有8.8%的35年高速增长；韩国从1971年到1996年有差不多25年的超过9.1%的高速增长，新加坡从1976年到1997年平均年GDP增速也高达8.2%。香港从1974年到1988年GDP增速为8.2%。
一个非常值得今天特别注意的现象是：这些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后发赶超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了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完成了各自的工业化之后，几乎无有例外地全经历的一个经济增速“下台阶”乃至增速减半的过程。日本从1974年到1992年经济增速只有4.29%，比1950到1973年的经济增长时期的增速下降了一半还多。在1993年之后到2009年，日本经济又下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年平均增速只有0.85%。韩国经济从1997年到2012年的年平均增速大约只有4.3%，比1971年到1996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速下降了一半还多。台湾经济从1995年到2012年平均增速大约也只有4.3%左右，也比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速下降了一半左右；香港经济从1989年到2012年大约只有4.0%上下；这一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增速应该最高的，从1997年到2012年大致在5.3左右%。这些有着“后发优势”和“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的超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说明，在经历一段时间20～30年左右的超高速经济增长而完成了各自的工业化过程之后，经济增速不是逐渐地下行，而是增速突然下一个台阶，在下一个台阶，最后经济增速下降一半左右或者更多。
相比欧美各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中速增长，乃至相对二次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20世纪50年代和到70年经济的相继高速增长的“起飞”，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有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在1978年到2012年这35年中，扣除价格因素，GDP 增长了16.2倍，年均增速为8.7%（国家统计局2013年11月6日发表的一篇“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的文章所给出的数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3-11/06/content_2522445.htm。按照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的奇迹》2014年第二版“新版序中”给出的数字，从1978年到2013年这35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8%，见该书第7页，上海格致出版社），正好与我国台湾地区从1962～1996年这35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速差不多。但是考虑到中国大陆地区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能有超过35年GDP年平均增速8.7%超高速增长（不像我国台湾地区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这本身已经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这实际上也说明，在18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用了短短30多年的时间，走了一遭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
在经历了35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之后，自2012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开始真正下移，先是降到2013和2014年的7.7%，到2014年则进一步降到了7.4%。现在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是，经过了近13个季度PPI连续为负的“增长中的不景气”之后，经过3年有余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和“去库存化”，中国经济是否下行“见底”了？是否未来几年还会“见底回升”？在未来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能再回到8%以上的高速增长时代？是否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会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经济增速要下台阶乃至增速减半的过程？要大致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以上把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放在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以及在当代亚洲和东亚地区的几个重要的经济体的大范围的对比中来把握和思考外，还必须理解这个中国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过去30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原因及其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50.2亿元（2,168.1亿美元，均按当年汇率计算，下同）增加到2012年的53,4123亿元（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调整之后的数据，折合现价84,613.5亿美元），2014年则进一步增加到63,6462.7亿元（103,611.2美元）。中国的人均GDP ，也从1978年的3,650元（227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46,652元（7,595美元）。过去37年间中国经济如此高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今天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不仅对认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着辉煌的历史意义，对把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也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回顾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原因和，至少从以下6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首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要归因为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即有市场经济，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37年的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在人类历史上所能发现的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即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在自然经济中几乎都没有经济增长。1917年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转制，世界当代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计划经济下也实际上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且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来看，更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越南等国家的中央计划体制的实验和市场化改革的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无论是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无一例外地证明，惟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就此而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是吃了“市场化改革红利”的结果。有了市场机制，才有企业发展的激励，才有全社会人人发财致富、通过市场交易增加自己的福利的动力，才有无数的民营企业家崛起，才有政府官员为发展经济而促进市场化和自己所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升迁和谋利的动机，才有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就没有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
其次，在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否定和忽视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在文革后期，当整个社会意识到计划经济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可行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共识逐渐达成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放出来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和压制，到各级政府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从而各级政府自1994年起就不再是市场交易和通过市场交易而产生的经济成长的一个阻碍和压制力量，而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事实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竞争，无论县级竞争，还是发展竞争，更重要的不是在招商引资的竞争，而是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竞争。正是各级和各地政府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竞争和各种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措施的推出，才在过去30多年中形成了今天中国所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再次，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直接进入密不可分；20世纪下半期以来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网络时代的来临而发生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又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经济起飞的80年代，在具有巨大优质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在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亲发展”和竭尽全力招商引资的政策的吸引下，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港台、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资本和企业大量涌入，为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第一级的助推火箭。在外资进入所带来的现代制造业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企业制度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一大批民营企业也迅速崛起，共同推动了中国外向型出口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发动机。
第四，从人类社会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发展阶段上来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与中国市场化改革后补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课和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班车有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20余年的高速增长，到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就结束了。然后又经历了1983年的一次小的经济衰退，而随后有一个近二十年几乎没有危机的稳定增长时期。就在西方国家在70年代后进入了相对高速增长的末端时期，1978中国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发生了，使中国迅速加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已经给20世纪50～70年代高速增长强弩之末带来了技术转移的巨大历史契机。实际上，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低度发展又有巨大劳动力资源中国经济在90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2001年加入WTO后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后的经济起飞，从科技革命和技术转移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从西方发达国家转向中国的一个的技术创新（innovation）过程，20世纪九十年代外资的大量进入，与中国大陆内部民营经济的崛起，乃至一些国有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变成了一个互相出促进、共生共长的过程。这一方面既解决了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产能过剩、一些跨国公司没有增长的机会问题，另一方面，又把先进科学和工业技术、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翻过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又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标志性事件后，中国经济以非常快的速度融入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中国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中国内部制造业高速增长，同中国经济的快速对外开放，以及日益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变成了同一个过程。结果既提高了中国的收入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除西方国家在20世纪末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从而促进和贡献了全球的整体经济增长。如果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全球分工体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又会认识到，这其中主要原因有可谓是市场化和开放的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起步，到在30多年的短短历史时期中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时期，中国既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课（汽车、火车乃至高铁、电力、电话、电视、空调、家电、重化工业这些传统产业），又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末班车（计算机、核能、航空、航天、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等）的一个结果。由此也可以认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际上在30多年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所走过的100多年经济发展路程，而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数字，只是这一轮工业化过程的外在表现而已。
第五，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年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还与一大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崛起与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密不可分。200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曾讨论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一旦中国人一旦通过改革开放解除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在二次战后，在有13个GDP年增速有连续25年超过7%国家和地区中，其中就有4个是华人经济体，还有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这一判断目前显然无法精确地用计量方法进行验证，也很难进行因果的理论解释，但二次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无疑表明了这一点。
第六，必须看到和承认，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也与计划经济30年中国经济的低发展水平和不发达密不可分。到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3,624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也只有379元。从如此低的经济发展起点出发，才有高速的35年的高速增长。到1978年计划经济的末期，中国经济的落后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巨大的后发优势。一旦在改革和开放中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加上一个自上而下的具有强烈赶超愿望的政府的强力促动和推动，外资进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才真正利用了技术进步的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发展中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发优势”，才有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是从一个到1978年才只有人均GDP的379元人民币的低位开始，即使有30多年接近8.7%的年均GDP增速。尽管目前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也美元现价计算也只有7595美元美元左右，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差距。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梳理清楚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贡献因素，大致也就能判断中国经济的目前发展阶段和未来的增长趋势了。在2012年11月5日发表在FT中文网的一篇“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移”的文章中，笔者就曾提出，在中国经济经历了35年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已经进入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工业化的中后期，因而中国经济增速下移是个不可改变的自然趋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上6条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相关联的六个方面来分别分析。
从中国经济的市场改革来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不但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全市场化运作，中国国有企业也是市场运作，连中国政府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运作。另外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也已经很高。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来说，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已经差不多吃尽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常态”，因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法则也会在中国这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起作用，包括产能过剩、通胀、通缩、乃至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经济周期。从对外开放度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可能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深地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根据IMF的数据，中国早在2009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大国，当年出口金额为1.2万亿美元。2013年，中国的出口规模达到了2.2万亿美元，超出美国40%，甚至比德国、日本两国出口总和还要多出400亿美元。2014年，按美元计，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4.30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2.3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进口1.9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4%。尽管这几年外贸进出口增速有所下降，但是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比GDP 总量）仍然为41.3%，出口依存度仍然为22.6%，仍然高于美国和甚至日本。就此而论，像中国这个有着GDP 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出口2.34万亿美元（出口占全球份额达12.2%）的大国，不可能再像过去20余年那样靠出口导向性增长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了。如果再期望中国经济未来10年乃至20年在保持过去20年的外贸出口增速，那全世界的制造业产品都要靠中国一家来生产了，折子理论上和现实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故从这个维度来看，中国过去20多年一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速的下行，恐怕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中国经济能否在像过去20多年那样靠政府推动的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来维系一个高增长？靠未来的城镇化的提高来推动中国的高速增长？从中国的城镇化率来看，相比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要看到，中国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是否中国一定会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的路程？在未来某个时期会达到80%乃至90%以上的城镇化率？这几年我一直讲，回顾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的大范围的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就此而论，中国经济经过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大致完成了现有科技革命阶段上的工业化过程，或者是到了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其表现是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产能过剩和PPI的连续3年的持续下降），那么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只会减速而不会加速，恐怕在可见的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化率很难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超过80%。如果未来的城镇化在减速，中国的基础设施经过最近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也会自然下降。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码头乃至地方政府所推动的城建方面投资，也与这一轮投资热潮过去后，地方政府巨额负债和融资困难所减缓。且目前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码头、地铁、城市广场、绿地、公园、政府机关大楼也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好的了，政府再想投资，也不知道投到深地方。就此而论，未来基建投资增速也只会下降。而房地产投资下降、房地产销售和房价下跌、乃至一些地方鬼城现象的出现，都是中国这一轮工业化到了中后期城镇化“冒进”和减速一个自然结果和外在表现。
如果按照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每一轮高速经济增长都是一轮大的科技革命的结果，那么，由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后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课和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班车的结果，因而可以说吃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红利中国在过去20多年也差不多吃尽了，因去其他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面临同样的结局发展问题。在新一代能像蒸汽机火车、轮船，内燃机、发电机、汽车、电话、电报和航空航天、核能、计算机、网络通讯这样能进一步改善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大的下一轮科技革命到来之前，中国经济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产能过剩、增长机会减少、市场空间有限和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决定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像1973年的日本，1990年代中期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经济增速面临下一个台阶的情形。这似乎一个不可改变的自然趋势。就此而论，最近中国政府强调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受约束人类科技知识发展的局限，下一轮能改变人类整个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究竟是什么，是否人类社会正在酝酿着以新材料、新能源、奈米技术、生物工程、新的通讯和沟通技术乃至新的商业模式所整合在一起第四次科技革命？目前看来还不清楚。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真正来临之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尽管有复苏乃至有增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会有超过5%的中高速增长，但一波全球性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可能并不会在短期出现。在这种大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政府所提出靠创新驱动来创造的经济增长源还是非常有限的，也不可能从整体上推动中国经济增速上升几个百分点。就此而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时期，应该是自然的。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这是理性、现实和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理性判断。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到20年的时间里正在走入中速增长时期，那么，从政府决策层到全社会都要有这样的足够思想准备，即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7%、6%，甚至5%以下，也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在慌乱地再靠政府的强宏观刺激政策来维持一个本来就不能维持的超高速增长。如果采取这样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的话，在未来10到20年，在经历一个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慢慢进入一个高收入国家，是可以可期的。
为了应付2007～2008全球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衰退而采取的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全国上下靠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而推动的经济增长，目前已经遗留下来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大面积的政府官员的腐败、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广义货币快速膨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不断攀高，资本回报率下降，乃至前几年盲目扩张的企业倒闭和关门，等等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所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是必须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从不敢作为到实际的不作为，从而庸政、懒政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实际的体制性问题。目前将要启动的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中央财权的上收，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改变，实际上都将要和正在改变着过去30年靠地方政府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这也自然会对中国增速产生一些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因为，如果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是真正要靠、市场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一个相对低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更能提高13亿中国人的福祉。尽管如此，单从经济增速上来说，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和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将会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减少或降低“经济的虚增”和低效率乃至浪费型的增长，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经济增速产生一定的影响。
除了投资、消费、外贸净出口、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资回报率这些经济增长的纯经济学的分析之外，这些年来，笔者一直相信，市场化改革开放后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的崛起，是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然而，经管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老的一代企业家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加上这些年中国经济到了“成熟经济”后创业机会减少，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负债沉重，税收负担极重，政府官员腐败，在未来十到二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是否现有民营企业的子女是否愿意并能成功地接棒父辈企业家企业而继续经营，并扩大自己的生意王国，还是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乃至是否能有新一代企业家的成批出现、开始创业和开始新的创新过程，也直接决定着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自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已经开始下降。2007-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为了应付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又导致中国经济保持了8%以上的增速，但也为中国经济留下大量问题。主要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中国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下降。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开始真正下移，PPI三年为负实际上意味中国经济已经出在“增长中的不景气”之中。随着中国经济渐进成长为一个成熟性经济和进入收入国家行列在未来10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下移。这将是一个改变不了的历史趋势。即使在未来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对于一个GDP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GDP 超过7950美元，和外贸出口超过2.34万亿美元的大国来说，一个超过5%以上的增长速率，无论是在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百余年的近现代历史上来看，还是放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横向比较，都是一个很高的经济增速。
中国经济经过37年的高速增长增速下行乃至平均增速下移到一个中速增长的台阶，都不可怕，也是自然地和正常的，可怕的是认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大势，仍然想用政府推动的投资和宏观经济刺激措施来维持已经不可维持的“虚的”、低效率的乃至浪费型的高增长，那我们将付出的代价或将是一场大的经济衰退。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乃是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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