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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伯成:斯密思想在中国的价值

  发布日期:2016-09-18  浏览次数:

尹伯成,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式出版240周年。240年来,这部经济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影响的范围早已超越经济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思想史还是现实经济实践,斯密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又化于无形。9月11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创新团队承办的《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暨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以下为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尹伯成教授的会议发言内容:

英国伟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向来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1776年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正式诞生。在经济学发展史上至今还没有一部著作的影响能超越它的。今天,我们来纪念这部巨著发表240周年,确实很有意义。

然而,这部巨著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其价值的发现和认识,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部著作最早传入我国是十九世纪末。当时维新派人物严复就曾将这部书效法斯密把他的“富其君又富其民”当作国策献给英王的精神来献策于光绪皇帝,希望有助于清朝的维新大业。但他这个以《原富》为名的中译本在1902年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值得重视的反响。这不仅是由于译文过于艰深典雅且多删减,更主要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根本缺乏这种要求。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它时才会得到重视和发生作用。

清皇朝推翻后的民国多年战乱时期,斯密思想同样不可能被重视。尽管王亚南、郭大力两位经济学家早在1931年就把这部著作以《国富论》的书名重新翻译成中文出版,但当时他们翻译这部书“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因为“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资本论》的理解的”,因为《国富论》中提出了一系列“体现着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基本论点”,而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思想。正是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富论》虽然在国内开始广泛传播,但只是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服务的,或者如王亚南先生说的“作为资本主义成长时代的斯密这部经济学论著,早已没有现实意义,而只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了。

为什么我国当时人们会认为《国富论》除了只有可帮助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来源的经济学说史意义,早已没有现实意义,王亚南先生的解释是:第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因此斯密强调的经济自由体制已经失灵;第二,二十世纪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否定了斯密强调的资本主义永恒性。尽管国际上依然认为亚当•斯密经济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但国内都普遍认同王亚南先生看法,认为斯密理论于今日中国已无现实意义可言,这几乎成了迄今为止的流行观点。

其实,认为斯密理论于今日中国已无现实意义可言的流行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从理论上说,流行观点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弄清楚斯密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是推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动力,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证。垄断会削弱竞争,但不会取代和消灭竞争。斯密确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但那是时代决定的。他歌颂资本主义其实是歌颂他竭力主张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斯密的一句名言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促使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富论》通篇论证的是,社会经济要增长必须靠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人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经济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和制度。斯密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所提出和论述的一系列市场经济理论,怎么说今天就过时了,“早已没有现实意义”了呢?

从实践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制度,否定了市场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曾经步苏联后尘,推行了这种取消市场经济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结果是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经济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老轨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轨道,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认为斯密思想只有“经济学说史意义,而没有现实意义”,岂不是太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了。老实说,当年王亚南先生说《国富论》只有经济学说史意义而没有现实意义,根本原因是那个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苏联那一套计划经济,根本否定了市场经济,因此才认为斯密思想早已过时,这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固然,240年前的斯密所处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和当今中国完全不同。他当年所要实现的目标与使命也与我们今天有天渊之别。然而也不能因此说他的思想就已成了昨日之黄花。从他作为市场经济理论奠基人的角度看斯密经济思想目前在我国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还有着重大意义。

第一,必须按互利互惠原则,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绝对不能再“越位”,站到资源配置的第一线。

第二,必须按自由竞争原则,让每一个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的,都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公平竞争,切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真正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局面。

第三,政府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更好发挥作用。斯密主张经济自由,但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主张小政府,但不是不要政府,只是反对对微观经济活动作不必要过多干预。对我国今天来说,市场经济要能健康发展,政府必须更好发挥监管职能,努力抓好与与民生利益相关的公共服务。在政府该起作用地方,政府绝对不能“缺位”。

《国富论》是人类思想宝库中一颗灿烂明珠。今天我们纪念它发表240周年,莫过于要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来借鉴他思想中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斯密思想是否还活着,还有多大价值,完全要看我们这些后人如何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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