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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堂军:杭州“处方”:能否成为G20转折点

  发布日期:2016-09-07  浏览次数:

袁堂军,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CAER-Center for Asian Economic Research)主任,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金融报研究院学术院长,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日本中国经济学会干事,日本经济学会会员,Cliometrics学会会员。

第11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简称G20)正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召开,本次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旨在围绕“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进行协商讨论,达成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共识。此次峰会之所以备受海内外关注,是因为由新兴国家担任轮值主席国,在G20历次峰会中并不多见。国内诸多媒体更是冠以“转折点”“里程碑”等词句来形容此次杭州峰会。那么杭州能否成为G20峰会的转折点?最关键的恐怕不是会议是由谁来主持,东道国热情与否,而在于杭州峰会能否突破传统G20框架的约束,在解决全球增长缓慢等重大问题上创新合作治理模式。

多国峰会的目的,是为了协商应对世界经济金融、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寻求国际间的合作与解决方案。上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打击,由法国倡议,与美国、英国、日本、西德、意大利6国首脑聚集一堂探讨如何解决通货膨胀、汇率波动等问题,是为G7的由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为防止市场经济陷入混乱,担忧苏联核技术流出,俄罗斯应邀加盟而形成G8。纵观G7、G8各次峰会的议题,包括了从石油危机的冲击与世界经济复苏、地球温暖化、打击恐怖主义到能源危机等诸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新兴国家快速成长,G7、G8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持续下降,这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呈露出端倪。特别是面对2008年的雷曼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极大打击,G7、G8虽然增加了峰会的频次,也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但由于缺乏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以及成员之间的分歧,效果并不明显。以此为契机,中国等新兴国家加盟峰会,共商全球治理大计,但回顾G20过去的10次峰会,在处理全球经济复兴,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中,还是没有开出良方,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正如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一样,成员数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也会增大。昔日的G7成员国作为利益共同体,相互协商和合作比较容易。然而,由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同,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开始分化,G7成员国之间渐渐走向分歧。2014年9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G20财务大臣?央行总裁会议中,在针对金融缓和的议题上,美日欧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打破了以往协调的框架,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毋须讳言,G20成员数量更多,成员之间的发展阶段、制度背景差异更大,要想在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更加困难。虽然从第一次到第十次峰会,无一例外都在讨论经济复苏、投资贸易、金融监管等重大议题,但却逐渐陷入形式化,究其原因是没有形成新的相互包容的体制和机制,而沦落为定期举办的“首脑派对”,喧哗之后依然是一地鸡毛。

中国自参加G20峰会以来,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表现可谓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急于表现存在感到逐渐走向更加积极推动国际规则制定,并站到了创新全球治理模式的前沿。2009年,中国首次参加G20峰会,尚处于配合和学习的辅助地位,为应对金融危机曾用4兆元大手笔协助救市,一时也博得了世界的喝彩。但遗憾的是,由于制度改革滞后和创新不足,没有有效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没有形成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各个国家的政策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中国自身更是在全球需求萎缩的大环境下,大量资金通过国有企业流向房地产市场而形成泡沫,金属、建材、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可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深深的遗憾。

时至今日,在历经十次参与G20的磨练,和“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模式的摸索后,面对眼下世界经济结构扭曲、增长动力不足、成长空间有限、贸易投资停滞、金融投机风险加大等重大问题,中国在杭州首次以东道主的身份设定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杭州峰会主题,充分显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换和成熟。在四大议题中“创新增长方式”可以解读为是全球治理的目标设定,“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具体施策和手段,而“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则是实现上述目标和完善措施的制度保障。

显然,杭州的能否成为G20的转折点,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制度创新。与峰会议题所涉及的“贸易、投资、联动、包容”相关联的科学背景关键词是“价值链分工”,如果能够实质性地推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融合发展的制度化建设,化解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同时在具体议题上从降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上入手,推动实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对话机制,直面超低利率时代金融市场的巨大流动性,加强国际间金融协作和监管,规避投机风险,防止避税行为和反洗钱等方面开出“杭州处方笺”,那么毫无疑问,G20杭州峰会一定会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及其规则制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从更大的视野俯瞰全球,会发现虽然G20成员国覆盖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但中东、中亚、非洲等地区国家仍处于缺位状态。这意味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将肩负更重要的责任。如果从促进基础建设投资,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等角度,借助峰会平台探讨包容联动式发展的模式,不仅对于“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来说意义深远,也可真正为G20注入新的活力,为创新经济增长模式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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