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制度和中国精神书写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等共同发起研讨“中国经济70年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嬗变”

由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上海市哲社研究基地）和上海市经济学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专委会（上海市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联合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上海市哲社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70年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嬗变”专题研讨会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靖北教授致辞并做主旨发言。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10余位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70年进程的理论和学科体系发育阶段特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70年进程中多元主体学术实践贡献总结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发展”三大议题做主题发言。上海市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会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晖明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何立胜教授、赵泉民教授分别主持论坛各阶段的研讨。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教授到会致辞并参与研讨，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完善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是梳理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研究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史，这是理论建构的实践基础；第二步是梳理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史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政策主张、理论框架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第三步是在经济史和思想史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学科角度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权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有六个方面的源头活水：一是来源于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总结；二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的原则、立场、方法来要坚持到底，贯穿始终；三是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一些市场经济的一般概念和方法可以为我所用，不能一概排斥；四是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五是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六是来源于是一整套综合性的方法论基础。

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刘靖北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用70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以中国现代化历程为线索，中国经济与经济理论的70年可分为三阶段：一是从1949到1978年，即新中国计划经济理论阶段。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探索中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首次探索。二是从1978到2017年，即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等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是2017年至今，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一个更加成熟定型的新阶段，其标志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一统天下的神话，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余佶教授指出，新中国70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创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理论需要把握好历史的维度、辩证的角度、方法论的维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教授指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解决逻辑起点、范畴体系等基础性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独特的经济运行体制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事实，也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假说，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

同济大学龚晓莺教授指出，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思维，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非零和”发展；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拓宽了世界经济治理方案的选择空间；中国持续向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提升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份额。对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助推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一要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思维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消减世界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二要明确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和内在约束，助推世界经济的精准化发展；三要确保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常态化，引领世界经济的长稳发展。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沈斐教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微观化和“修正主义化”倾向做了反思。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是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罗莎•卢森堡牺牲到5月风暴，却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哲学批判——其严重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被分离，哲学退缩回象牙塔，经济学走向则微观或中观，似乎都淡忘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应避免这种倾向。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围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把分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再度结合起来；关注过渡社会形态的研究，关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前提、社会基础、哲学预设，把中国经济学牢固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轴上。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指出，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最大的问题是体系有待不断完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照抄苏联体系，90年代移植美国体系，这两个体系至今都已问题暴露；二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应立足未来更高的起点，在话语体系、教材体系的创新完善上下功夫。而要完善学科体系，如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贯穿、统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这一点至关重要。与会专家还围绕改革开放中的热点问题，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展开了讨论交流。

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梳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历程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和理论面临的问题，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充分认识“两个毫不动摇”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如何引入“竞争中性”，增强基本经济制度运行的活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为继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打开新的空间。复旦大学汪立鑫教授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对我国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进行了理论解释，指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国有与民营的共生发展关系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微观基础，此二者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基础。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级差地租”的新概念，对当今社会中的学区房现象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做出了分析，试图为政府的教育资源投入提供理论工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吕守军教授以三个“新”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和方向。一是基于积累的因果关系的全生产要素的考察，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二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2025推动产业升级面临的困难的考察，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三是在前两个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新走向”做出预判。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建华研究员从“全球化矛盾尖锐化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全球化悖论与均衡机制”、“新型全球化与世界未来之路”三个方面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型全球化问题，对西方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提出构建一个精细化、双边化、常态化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丁菊红副教授梳理分析了以契约国家论为基础的西方主流财政学，指出财政学实质上是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一种高深讨论。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一个现代化的财政制度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中国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任重道远。

这是一个能够产生理论也必将产生理论的时代。纵观世界历史，各国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前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模式成熟的标志。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理解人类文明发展新方案，用中国制度和中国精神书写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上海社科界经济学人肩上的使命。

（沈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