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让中国的“比尔·盖茨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天分，那么教育的身份标签或许也就有那么重要了。

说到高中阶段教育回报的问题，我想起李宏彬等人的一篇文章。他们利用双胞胎数据发现，剔除个人能力或家庭因素的干扰后，教育的回报并没有我们通常所想的那么高。为什么呢？他们的解释是，高中教育主要是为大学选拔生源，而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话，高中阶段的回报并不高。的确，今天如果你读了高中，却又考不上大学，那还真不如早点去读职业学校得了。这就呼应了如今部分地区的做法。既然读大学的机会有限，光读高中又没啥回报，那索性从高中阶段起就开始普职分流。看起来很合理，但似乎老百姓并不怎么买账。

普职分流政策之下，家长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孩子远离职业教育这条道路。其实，进了高中的日子也不好过，用眼下的话来说，同样是各种“卷”。是因为中国的好大学太少，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不得不“卷”起来的吗？这还真不一定。在大学扩招之前，想上好的大学，那岂不是更难。但那时的家长并不像今天这么焦虑，那时的孩子也没有现在那么大的压力。所以，还真不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想当年，很多人能读个中专就已经很满足了。为什么？因为毕业后也可以找个不错的工作。可不是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读书不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前途嘛。而这个前途，往往也就是“钱”途。

于是，我们的这个话题，就和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和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了。我与合作者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导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各项因素中，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正变得越来越为重要。这里所谓的行业收入不平等，可以理解为，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在不同行业就业，收入会相差很多。有些行业，支付了过高的报酬。

那么问题来了，那些高收入行业，凭什么能给员工发放更高的工资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行业往往具有垄断性质。我曾经听说，华东某一大城市的卷烟厂每年会招收一两个大学生，并且几乎清一色的只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类名校的毕业生。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与地方的销售商接洽，在这个完全朝南坐的位子上，这样的工作几乎谁都能胜任。类似地，在那些炙手可热的岗位招聘中，985或211名牌大学毕业此类的身份标签往往成为跻身高收入行业的一道门槛。尽管早有人呼吁要求杜绝这类的学历歧视，不过很多时候，这道门槛可能是无形的。于是，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当名牌大学的身份日益成为向上流动的敲门砖时，家长们的焦虑，学子们的内卷，也就不难理解了。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读高中几乎成了一种“风险投资”。“投资成功”，进入名牌大学，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变大了。“投资失败”，则还不如当初放弃高考，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只是，对于大部分的家长而言，除非希望渺茫，否则总想让自己的孩子拼搏一下。事后可能出现的“投资失败”，并不能否定事前家长这种选择背后的理性。从全社会的角度而言，注定会有一部分人“投资失败”。也许是没考上大学，也许是进不了名牌学校，只要存在着大学之间的分层，总有一部分人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从这个角度而言，早点进行普职分流，不失为符合集体理性的一个选择。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为什么就不能大家一起“共同富裕”呢？这又让我想起北京大学王勇老师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大意是，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抓大放小”，那些处于竞争领域的，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逐渐以转制、破产等各种方式退出市场，而留下来的则往往是处于上游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之后，伴随中国加入WTO，国有企业的日子却又好过了起来，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对于这一现象，研究者的解释是，处于下游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因中国加入WTO而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但是，这些利润最终被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凭借着上游的垄断力量而得到。这个故事在我看来，是可信的。打个简单的比方，一边是下游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依靠出口市场获得利润，另一边却是上游能矿行业国有企业的原材料价格开始节节攀升。于是，利润最终又流向了处于上游垄断部门的国有企业。设想一下，职校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竞争领域的制造业民营企业，大学生则更有能力选择进入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我们也不妨将这一范围扩大到金融部门、事业单位）。这样一来，收入的不平等就会和职校或大学这样的教育背景联系起来，并被不断强化。当然，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收入不同，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这其中既包括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也包括接受更多教育的人自身能力往往也更高。而我们以上所说的，则是剔除这些因素之后，纯粹因所处行业不同而导致的收入差异。

现在，很多年轻人宁愿做送餐平台企业的骑手也不想去制造业。以上的分析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是就业形式更灵活也好，工作节奏更自由也罢，所有的差异，最终总是能够归结为同样的付出，工资有多高。虽然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端来说，不论是做骑手，还是去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力在工资的决定上都没有太大的议价能力。但是，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端来看，互联网平台企业与传统制造业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互联网平台企业更有能力向员工支付较高的收入，毕竟他们受上游垄断行业的利润挤压要小得多。同时，他们也有意愿向员工支付较高的收入，因为毕竟同类平台企业之间存在着市场竞争的压力，而竞争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做大规模、增加雇员。

曾经的网约车司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知道今天还有谁记得“快的”这家网约车平台不？反正我是时不时就会想起。那时候，“快的”还没有被“滴滴”合并，两家平台为了吸引司机签约挂靠，为了扩大市场份额竞争激烈。于是，网约车司机和消费者的日子就很好过。总之，就是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券。对了，这里头还有资本入场带来的影响。你说它是资本无序扩张也行，但司机与乘客的实惠却是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可惜随着“快的”被收购，这样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这个例子再次告诉我们，市场竞争有多么重要。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说行业收入不平等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教育成了进入高收入行业的筛选机制。那还有什么别的因素也可能在起作用呢？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发现，除了教育等体现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之外，那些别的因素还包括：社会关系网络、父辈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这些都是市场竞争不足的体现。否则，市场竞争的压力摆在那儿，靠关系而不是能力招人的企业，一定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当然，如果你硬要说关系也是生产力，那也只能再次说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

所以，今天我们谈高等教育的回报，就会触及背后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而最终的指向，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如果再要加一条的话，那就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什么这么说？大家不妨想想，如果比尔·盖茨出生在中国，他会怎样？如果他还是像当初在美国时一样从名牌大学辍学的话，恐怕未来的道路会比较艰难吧。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市场环境，能够让中国的“比尔·盖茨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天分，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那么教育的身份标签或许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进一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如果除了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之外，我们的父母能够通过其他投资渠道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那么子女读书的压力应该也不会那么大了吧。这都是一连串的事情。而最终的指向，往往又是市场化改革。在当今的中国，这一点我相信怎么说都不为过。